禹、苗“丹水之战”对中国武术的影响
甘毅臻
丹水，亦称丹江、粉青江， 因传说尧的长子丹朱死后葬于此地而得名。其发源于秦岭山脉(陕西商洛西北部）凤凰山南麓，流经丹凤、商南等县，于荆紫关出陕西，进入河南淅川，随后向南在湖北丹江口与汉水交汇，注入丹江口水库。《煎茶记》称丹江为“天下名水”。《续文献通考》称：大禹曾到商山治水(治理丹江)，并得真行子所18《九畴书》、《灵宝五符治水真文》方取得九州治水之成功。
丹水是一条重要的水道，他能够直接沟通关中平原和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的联系，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状况看，当时关中与南阳盆地之间的交通主要是沿着丹江河谷进行的。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古代原始部落自产生以后，经过不断发展、融合，到新石器时期形成了五大部落群。在关中、河东和中原地区分布着“华夏”和“九夷”诸部；秦陇以西有“诸戎”；黄土高原和燕山一带为“群狄”；江淮荆州及鄂豫两省交界山区的广阔地带分布着苗蛮部落群或称“三苗”。苗蛮，先秦古籍中有“八蛮”、“六蛮”和“百蛮”之说，泛指南方不同的民族，大致可分为荆蛮、百越、百濮几个系统，武当山的土著居民，属于荆蛮系统，称为三（有）苗部落[1]。五大部落群中，华夏族的势力最大，传说中的华夏族首领黄帝首先打败了九夷部落的蚩尤。华夏族成为中原各部落的核心力量，接着又将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南方的三苗。与此同时，苗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也逐渐强大起来，不满足于世代居住的地区,试图北上与华夏族抗衡。到了唐尧时期，华夏族与三苗南北两大部落联盟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规模较大、旷日持久的战争，由于地理环境和战略地位的原因，这一区域是禹、苗部落争夺的重点。著名的禹伐三苗“丹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场部落战争是为了夺取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而进行的征服战争。
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占有与反占有、掠夺与反掠夺的战争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这便需要更多有战斗技能的人投入，战争的需要，人们对战斗搏杀中成功的经验和动作加以总结，使之成为一种格斗技术，并首先在军旅训练中传播应用;在格斗技术用于战争的同时，部落宗教祭祀与庆典活动中也出现了以击刺劈砍等格斗技术串联起来的、用于武艺表演宣扬武威作用的武舞，战争与宗教祭祀的双重需要，使中国武术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1禹伐三苗“丹水之战”
禹伐三苗部落的战争，始于尧。《吕氏春秋》：“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六韬》、《竹书纪年》等史料都记录了“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这是有详实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丹水河谷战争，历经多年，经过多次大小战役，到禹才结束了战争。在丹水之浦发生战争，此所谓“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丹水之浦在何处呢？《水经注·丹水》、《中原楚文化研究》、《中国军事通史》等均论证在鄂豫交界的丹江河畔（即现今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丹江口库区）。战争的结果，据《帝王新纪》说：“诸侯有苗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
舜即位后，三苗曾一度表示不服，但不久又背叛，针对三苗时臣时叛的复杂情况，舜除了采取了军事镇压的手段外，还使用了德教感化的方针。《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进武，非通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说明，对三苗实施教化是舜的重大策略之一。舜晚年，三苗再次反叛，于是舜亲驾“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舜死后禹凭借权势和威望继承了舜位，为巩固王权，禹统领众多邦国君长，并以奉行天命的名义对三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力征伐。他在出征时誓师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淮小子，敢行称乱，蠹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当时三苗正值遭受严重水灾以致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之际，面对禹的打击，“苗师大乱”，其部落中有的向丹、汉以南或向其他崇山峻岭逃去，有的就地与诸夏之族融合，也有一些人被掳掠沦为奴隶。经过此次沉重打击，三苗后世就此衰微，一蹶不振。战争结束后，禹在此地区设立据点、派兵驻守。
2“丹水之战”对中国武术形成的影响
虽然原始的狩猎和劳动促成了武术活动和武术意识的诞生，但真正意义上的武术是源于战争。禹伐三苗“丹水之战”对中国武术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1促使武术器械和搏击技能的发展
原始部落战争时期，兵器是各个时期军事战争最直接的反映。要应付战争必须制造兵器，训练和使用兵器。战争促使兵器的制造发展和使用方法的研究。兵器是反映武术发展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据《越绝书》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说明武术最初是以石制兵器的运用为主。在丹水与汉水交界处的“郧县人”的遗址上，“中法考古专家确定了生活在这里古人类至少在100万年前已经开始使用手斧，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手斧的古人类[2]”。在淅川（县）至丹江口（市）的丹水河谷发现了多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的旧石器和磨制的新石器，如旧石器：尖状器、手斧、砍砸器、刮削器；新石器：石斧、石铲、石锛、石刀、石凿、石镰、石镞等等石器。这些石器最初都是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的，“在史前时期，石斧（或锛）与弓箭一样，曾是男子狩猎和战斗最有用的器物，正是这类器物最早从工具转化为兵器”[3]。禹伐三苗战争的需要，促使了远古人类的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石锛等石器向武术兵器的转化和发展；使用这些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石锛等石器所产生刺、扎、劈、砍等劳动技能向搏击技能的发展和转化。
另外在丹江口库区的文物考古中，发现了与尧舜禹同一时期的石器兵器，出土了制作精细的玉刀、玉钺。另外在郧县的青龙泉遗址上也发现了同一时期的一处较大规模的石器制作场所，发掘出土了二端刃石斧、石铲、石刀等器械[4]，这有可能就是为应付这场战争而设立的兵器加工场。
石器兵器的出现为中国武术器械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2.2“干戚舞”的出现，是中国武术最早的雏形
虽然当时的军事战争也讲究天时地利、谋略战术、兵器装备，但在冷兵器、近距离搏杀中,作战人员的素质即功防格斗技击技能，是这个时期军事战争的基本手段，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战争的需要，促使某些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转变分化为战争武器和搏击技能，但仅仅靠个体使用人工打、磨工具而产生的刺、扎、劈、砍等技能，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了，战争发展的需要促使部落要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事先对战斗人员进行必要的身体和搏击技能的训练。原始祭祀舞蹈的武术派生功能就应用而生了。
在人类原始文化形态中，原始宗教、教育、娱乐等活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产生了原始的舞蹈。原始舞蹈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主要反映以下内容：一是反映劳动生产和与自然的斗争；二是反映男女青年的性爱生活；三是反映战争生活；四是颂扬氏族英雄和部落领袖功绩的；五是反映原始信仰和宗教活动内容的。原始的舞蹈按内容和形式分为两类：一类名“文舞”，用以歌功颂德，舞时执翟（雉羽）和 龠（排箫）；一类名“武舞”，是反映战争生活的舞蹈，拿着武器的舞蹈，用以歌颂武功，舞时执干（盾）和戚（斧）。
这些多位一体的原始武舞文化与武术的发源有着密切联系。原始宗教的的主要形式是巫术与图腾崇拜，常常要凭借原始舞蹈来体现，这种舞蹈一般都是集体的、群众性的活动，是图腾舞蹈的一部分。由于舞蹈对原始人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往往对劳动或战斗起着有力的鼓舞作用，因而人们在狩猎、战事等活动之前，要跳武舞，以武器作为舞蹈道具，幻想以这些击刺杀伐的动作，来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战胜”对手和敌人。图腾武舞是原始部落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配有特定的歌曲，每个舞步、动作都蕴含着复杂的意味。舞者代表着个体、部落和图腾三者神秘血缘的复活和显灵。原始人类正是通过这种“舞”的形式来充分展示自己的情感寄托和肢体技能。他们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一拳一脚、一击一刺反复地模仿和重复，在“舞”中再现，使其传授和延绵下来，这技能与最早的具有实战意义的“武技动作”有密切联系[5]。
在禹伐三苗之战中，集军事作用的舞蹈于宗教祭祀于一体的武舞被用于战争。《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子·缪祢训》也曰：“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这就是中国武术史料中记载的出现最早的、最有名的原始部落武舞（也叫战舞）——“干戚舞”。
依照晋代郭璞对《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中“干戚”的注解：“干，盾。戚,斧也”。但后来的学者、专家更多的认为干是防守的盾，戚是进攻的兵器，干戚就是战争兵器的总称。“执干戚舞”即士兵手持弓、戈、矢、矛、矛、盾牌等兵器，所做的各种击刺和防守动作而编串起来并使之成为套路雏形或程式化的舞蹈。
干戚武舞也具有教育传授的功能，有学习、训练等形式，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有运动技巧和方法的具有搏击风格的运动形式，构成了武术套路徒手与器械动作极其形式形成的雏形。因而《中国武术史》、《武术》教材等重要的武术资料都把原始部落禹伐三苗“丹水之战”的“干戚舞”看作是中国早期武术活动的开端。
从原始部落战争，必然促使原始部落对战斗人员进行身体和军事技能的训练，以熟悉攻防格斗技术和应有的群体练习，以便在战争中取得先机；宗教祭祀“武舞”等形式的武术活动以及地域分类情况我们来综合概括：禹伐三苗“丹水之战”促使了武术器械和搏击技能的发展；“干戚舞”的出现不仅仅是汉水流域武术活动的开端，更是中国武术诞生的雏形。
丹水河谷两岸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发现有3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0余处古城址、20余处大型古代墓葬和一些古建筑群，战国时期比较著名的“秦晋伐鄀”“秦楚丹阳血战”等战役在沿岸发生。作为汉水流域的一部分，丹水文化不仅为 “大汉民族”、“汉文化”、“汉学”、“汉语”这些名称的定型奠定了丰实的基础 ，而且也促进了中国武术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是中国武术文化诞生的摇篮地。
参考资料：
[1][2][4]蒋显福,匡裕从,杨立志.沧桑与瑰丽 [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11～387.
[3]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J].考古,1985,9:61～64.
[5]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篡.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2～6.
（潘世东转载于《荆楚文化与汉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