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襄阳·汉水文化论坛”专家学者发言摘登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研究员夏日新：
诸葛亮在襄阳完成了从青年学子到战略家的转变
东汉末年,襄阳是当时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者和青年才俊，使青少年时的诸葛亮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结交优秀人才。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对诸葛亮的政治眼光和思想个性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他完成了从青年学子到战略家的转变，并为刘备制定了立国蓝图《隆中对》。
从关西、兖、豫迁到荆州的才士儒生数以千计，刘表积极救助这些落难的知识分子，或延揽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或聘请他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刘表在襄阳设立的学校，从教的儒士有三百多人，在州学就学的生徒有千余人，使襄阳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而襄阳学校的规模和制度也远远超出郡国学校的范畴，某种意义上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诸葛亮刚到荆州时，只有14岁，正是入学学习的年龄。庞统、向朗、刘廙是荆楚大族子弟，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尹默、李仁等则是外地流移到襄阳的青年才俊。聚集在襄阳的年轻学子、精英人才，他们之间不仅互相切磋，而且相互激励。
“时势造英雄”，汉末天下纷争、群雄相斗的局面，为大批的政治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用武之地，而汉末襄阳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使襄阳成为孕育英才的一个火炉，诸葛亮就是从这个火炉中锻炼出来的英雄。
郧阳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副校长潘世东：
汉江流域人杰地灵圣人辈出
汉水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阳盆地，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进行，争取的焦点是襄阳、汉中、寿春和徐州。这4个城市分别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4条主要交通干线上，是所谓“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就山川形势的险要来说，汉水流域的襄阳、汉中自然在寿春、徐州之上。
汉水文化的原创力与文明贡献突出表现在其人杰地灵、圣人辈出和伟大文明原创上。自古以来，汉水流域缔造了伟大的文明贡献。“千古良相”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择才使用、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忠诚无私的高尚品格，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称道和怀念。其手摇羽扇，运筹帷幄的潇洒形象，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智慧”的代名词。
习凿齿是东晋人物志史学家，他所著作的《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茶圣”陆羽擅长品茗，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宰相之杰”张居正世人称其为“张江陵”，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首辅，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
汉江流域不仅文化伟人英雄辈出，撼动天下、扛鼎历史，而且更富跨代绝响、超世贡献。无论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农业医药、科学技术、军事外交、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都在不同历史时期，谱写了中华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绝顶奇迹，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凌文超：
刘备宣称“玺出襄阳”以证明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作为皇权正统的信物，传国玉玺为曹魏所得，刘备称帝显然就缺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受命依据。在这种情形下，刘备集团不得不另外炮制天子玉玺。由于秦制传国玉玺，二世而亡，因此传国玉玺又被视作“亡国不祥玺”。既然传国玉玺是“亡国不祥玺”，作为国之重器，又极难获得，于是，新的玉玺出现，也被视作瑞应符命。拥有传国玉玺的魏、晋，尚且需要借助新的玉玺，那么，缺少传国玉玺的蜀汉、东吴，自然更需要制作出天子玉玺，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
刘备集团宣扬“玺出襄阳”，从瑞应而言，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襄阳地区历来出美玉。《韩非子·和氏》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中”，楚山，应即荆山（在今南漳县西北），这就是天下奇珍和氏璧。据传，李斯磨和氏璧作传国玉玺。既然如此，襄阳就有可能再次出现与传国玉玺比肩的美玉嘉瑞。第二，“玺出襄阳”正在刘备集团的鼎盛时期。刘备得益州，定汉中，进号“汉中王”。关羽围樊、襄阳，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在刘备集团志得意满之时，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实际上是为刘备“承期运受天命”做准备。第三，刘备凭借宗室身份，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发展壮大，势必要彰显其政权是汉朝的延续。在汉水之末的襄阳出现玉玺，正象征着刘备政权与汉朝一脉相承。
可以说，“玺出襄阳”既是体现刘备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瑞征，又是一次对内对外的政治宣言，与蜀汉政权的建设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沈伯俊：
精心培育汉水流域三国文化带
研究汉水文化，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可以从多个角度着眼，从多个方面入手。从三国文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首先，汉水流域是全国三国文化核心区之一。
三分鼎立，规划于隆中。汉末天下大乱，曹操、刘备、孙权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之势，能够预见到天下三分者，唯有诸葛亮的《隆中对》。
三国肇基，得力于夏口。鲁肃出使，劝刘备、诸葛亮与孙权并力抗曹，双方磋商定计于夏口——汉水入长江处（今武汉市汉口）；诸葛亮由夏口出使江东，智激孙权，促使孙权下决心联刘抗曹。由此可见，位于汉水末端的夏口，乃是联刘联盟的决策之地。
三国之终，策动于襄阳。荆州是西晋灭吴的战略重心，襄阳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主要推进器。对于三分归晋，重新统一，襄阳居功伟矣！
三国文化，汉水为重。在三国文化产生、发展、吸纳、衍生、传播的漫长历程中，形成了三个公认的、具有全国影响的核心区。蜀汉故都成都、曹魏兴盛之地许昌、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流域。
其次，三国文化是汉水流域传统资源的优势文化。这里有星罗棋布的三国遗迹，丰富多彩的三国传说，初具规模的研究成果，初见成效的三国旅游线，还有海内外瞩目的“诸葛亮文化节”。
湖北省委、省政府把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纳入省级发展战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精心培育汉水流域三国文化带，可谓适逢其会。为了更好地培育汉水流域三国文化带，我提出三点建议：
立足襄阳，打造三国文化展示和传播基地；走出汉水，建设湖北三国文化圈；放眼未来，让三国文化传之后世，发扬光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
汉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要进行合理规划
在汉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规划中，需要根据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分布情况，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不同区域之间进行彼此互补，避免同质发展，做出各自的特色；同时，需要将新开发的生态文化旅游地纳入已有的旅游线路，作为成熟线路的一个节点；此外，还可以沿汉江流域开辟新的旅游路线，形成新的生态文化旅游圈，推动汉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应注意听取各个利益主体的声音，并在规划中得到协调；同时，作为专项规划的生态文化旅游规划，应该服从于保护区或者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
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需要着力打造文化型和亲水型特色旅游产品。加快推动汉江流域生态文化产业与大众旅游产业的对接和互动，推动大文化和大旅游产业的发展。汉江流域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再充分结合汉江流域水文特点，加快湿地生态休闲旅游产品开发。加强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景区整合，打造具有流域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
在生态文化旅游产品的市场营销方面，需要创新营销手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对生态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市场营销，逐步形成具有针对性、专业性、有效性、长远性的营销策略。建立“汉江旅游”促销战略联盟，加强汉江流域内的旅游协作与交流，同时“融合重庆、对接陕西、联合河南、承接湖南”，构建大旅游营销服务网络。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玉德：
襄阳自古就是管钥之地
在汉江流域中，襄阳的地位最为重要。它控制着北方南阳平原传来的文化，控制着西边汉中传来的文化，控制着东边汉沔传来的文化。
襄阳一带，古有邓国，现存邓城遗址。襄阳以地处襄水（今南渠）之阳而得名。汉初置襄阳县，汉献帝设襄阳郡。东汉刘表把州的首府从湖南汉寿迁到襄阳，使其地位提升。《隋书·地理志》记载：“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西晋以襄阳为荆州刺史驻地。元代以襄阳路属河南行省。从荆州到南阳，从汉口到十堰入陕西汉中，都要经过此管喉之地。
《三国演义》120回的故事中，有31回发生在襄阳。在农耕社会，信息传递往往靠驿站。许多谋略之士蓄积在襄阳一带的驿站，打听天下变动的信息，以不变应万变。东汉末年的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都隐居于此，待机而动。苏轼有诗云：“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
唐朝，关中平原的物资,不能独立支撑人口已过百万的长安，汉水便顺理成章成了沟通东西的通道。从荆州到长安，襄阳是重要的枢纽。宋代，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宋代陈亮说：“襄阳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历史上，有几次襄阳保卫战，最长时间是宋末元初。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郑先兴：
习凿齿在政治观念上尊崇儒家
习凿齿的理想政治人格是“竭节赴义”，“尊主宁时，惠施百姓，远崇明教”；其特征体现在正统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观念和恰当的政治策略；其本质充斥着一种正直的奋进精神，一种对于事业的向往和追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看实效，不尚空谈。而其实际意义是指斥篡弑与忤逆，强调社会和平、百姓安定，重视权柄转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其历史意义在于弘扬恪尽职守、忠君爱国的精神。
政治的正统理念。只有献身于正统的王朝，其人格才是值得肯定的。否则，就值得怀疑。在这里，所谓正统就是指政权拥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作为个人应该鼎力支持合法合理的政权组织，不能支持或者参与分裂、叛逆的政权或者组织。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立场上要旗帜鲜明。
儒家的政治观念。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论基础，是政治家亦即各级各类官员的行为守则。习凿齿作为魏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将儒家政治观念的践行作为其理想人格的准则。《汉晋春秋》卷一在谈到晋朝的历史应该接续汉而不是三国魏的问题时，习凿齿说，“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岂君子之高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照政治立场来解释和评论历史。可以说，这是儒家政治思想在史学研究中的典型体现。
恰当的政治策略。在政治实践中，采用恰当的策略或者说计谋，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必要途径。贾逵不计前嫌，以大局为重，营救曹休，其实就是政治谋略的一种。对此，习凿齿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习凿齿还借诸葛亮之口，称赞刘备能够“应权通变，宏思远益”。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导汤勤福：
要重视释道安的襄阳“悟道”
“襄阳悟道”是指释道安在南下襄阳途中和居住襄阳时期的重大思想转变。这不仅是释道安个人思想转变，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开启了儒佛道三家合流的萌芽。
襄阳悟道离不开当时襄阳的文化氛围。襄阳文化在汉末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教育发展，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诸种文化交集，这是释道安思想转变的文化环境。
汉末，中原大乱，刘表割据荆州19年，移州治至襄阳，各地人士大量流入襄阳促进了襄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使襄阳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而这一切，也给南下襄阳的释道安增加了接触儒道等学的机遇，使释道安思想转变有了扎实的基础。
释道安南下襄阳，促进了南方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他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促进了佛教与世俗的结合。他从严守佛教经典到内外兼修，导致佛教与儒道的融会，从此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门径。
释道安曾两次分张徒众，第一次在南下襄阳途中，第二次在离开襄阳北上之际。两次分张徒众，其意义不可低估：释道安向南传播佛教，之后，南方佛法渐盛，而且南方僧侣赴北参佛问学十分盛兴，促进了南方佛教的发展。
没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襄阳文化，释道安的襄阳悟道或许是另外一种样式。释道安南下襄阳是其佛教派别的一次重大转机，从此道安佛学之名流布南北，大批权贵勋戚、文人学士倒向佛教，乃至梁武帝欲以佛教为国教。最终，他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弥足轻重的高僧大德。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成一农：
襄阳的城市演变与汉水息息相关
春秋以及战国初年，楚国极力向北扩张，争霸中原，因此在征服了汉水流域和南阳盆地的诸国之后，在汉水以北原来邓国的基础上，设置了邓县，作为继续北上的依托，而襄阳只是一座渡口，并没有设置行政城市。
西汉建立之后，建都长安，襄阳所在地区是从关中南下的重要通道，而且由此还可以通过长江直达长江下游，因此这一时期在汉水以南设置襄阳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东汉末年直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襄阳的地位开始迅速提高。东汉末，刘表据荆州，治所就在襄阳；西晋初年，襄阳依然为荆州的治所，与此同时，居于汉水北岸，与汉水距离逐渐远离的邓城自三国以后已渐趋衰落。
唐代建都关中，使得经由襄阳的交通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襄阳所在的中线，四通八达。故南北朝时期之南北走私贸易仍以此为主要经途，为中古时代最繁荣之交通路线，商旅繁会，声色之娱最盛。
北宋时期都城虽然位于开封，偏离了襄阳所在交通线的覆盖范围，但由于洛阳为西京，再加上西北地区与西夏常年的战争，因此依然有大量物资经由襄阳向北或运往洛阳或运往陕西。这一时期，襄阳不仅是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而且也是商业中心。
到了南宋时期，形势更是向着有利于襄阳的方面发展。由于这里一直是宋金、宋元对峙的防御前沿，因此注定位于汉水南侧易于防守的襄阳，是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
元明清时期，物资流向发生变化，经由襄阳，将汉中、河南等地的原材料运往长江下游的数量要超过溯汉江而上的数量，最终奠定了襄阳在商业往来中“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地位。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副主任，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
“汉”国号来源于汉水
汉水，在中国政治史、中国民族史以及中国文化史上，相较于江、河、淮、济之中国古代所谓的“四渎”，具有非常特殊的、极端重要的地位。刘邦的“汉”国号缘于汉水。
刘邦赴汉中南郑前，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刘邦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确定帝国国号为“汉”，都和萧何的这一劝谏有关。
无论是先秦的古语，还是秦以后的流俗语，都称天河为“汉”；换言之，“汉”既指天河，又称天汉，提到汉，就会联想到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是美名，而以“汉”作为王国之号，也就是“休美”的名号了。
夏日天文上，银河的流向是从西北流向东南的，与地上的汉水流向是一样的。所以有古语“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天汉是从地汉联系去的。
据许慎《说文解字》，“汉”的古体（战国时的写法）左从“氵”、右上从“或”、右下从“大”，段玉裁注：“古文从或从大，或者，今之國字也”，这样，古体的“汉”字由“氵”（水）、“大”、“或”（國）组成，同样带有明显的美义。
除了刘邦，刘秀、刘备也将“汉”用作国号，刘渊、李寿、王建、刘知远、刘崇等也沿用汉国号。
中国历史上刘邦、刘秀近乎前后相接的汉朝，祚运长久，时间超过了400年，而且疆域辽阔，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先进，声教远暨，超迈前古，对周边各国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中外交通尤其是与西北、中亚的交通也非常繁盛，因此域外特别是中亚地区及其以西各国，往往称汉朝及汉朝以后的中国为汉。
（潘世东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