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取消票据贴现管制，意味着一些服务良好、信用卓著、经营稳健的大型股份制银行将在票据市场赢得大量的份额。四大国有银行由于客户的粘性和顶级的信用最少会维持市场份额不变。悲催的是一些城商行和其他中小银行，更高的贴现率将使他们一直以来的野蛮文化在票据市场走向穷途末路。随着利率管制的取消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票据业务必然会愈发繁荣，在信贷总量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并且利润丰厚风险较低。

　　（3）城商行等小银行被逼迫不得不转而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进入”高利贷“或“次贷”市场，高昂的存款成本和巨大的贷款风险使得最不规范的城商行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远离黑暗的边缘，从侧面打击了当地的强人和特权。同时这也对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典当行、小贷公司等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挤压。如果中央支持私人资本建立银行的的想法能够落实，诚实经营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实业巨头、强人将进入这一领域，残酷的优胜劣汰将使得整个中小银行业态进入规范化和特色化经营，进入良性发展。

　　（4）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意味着很快就会放开“农贷”领域的利率管制，这将极大地扩大信贷业务的边界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农、林资产的货币化。

　　目前的农贷政策是在鼓励不道德，人为压低的农贷利率，最后只能成为权力的寻租工具和农村泼皮的廉价赌资。由于风险和收益的不匹配，在完成政策任务的份额后，没有银行会愿意主动进入农贷市场，目前很多所谓的农贷其实是服务乡镇工业企业。

　　古今中外，农业贷款都是一个标准的高利贷行业，数千年来直到工业革命，农业贷款长期在大致年化100%，灾年还会成倍提高。农贷的高利率从根本上讲于其说是经营风险或无抵押风险，更多的是道德风险。从古到今，中国农民都是狡黠的又是朴实的（基于人性的相通和生存压力的相似，外国应该也类似），简单来说便是“三里以内仁义道德，三里以外坑蒙拐骗”。总体来说，如果一位农民借了邻居和乡亲的钱，非常牢靠，风险极低，甚至有人死帐不烂的传统；但如果他借了地主老财或公家（他们眼里银行和政府是一回事）等“外人”的钱，即便是赚回了本也不会主动归还，更可能的是挥霍一空，然后膀子一亮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事后还会和乡亲们炫耀，这次捞了一大笔，如果有人质疑，随口就来”黑心钱/公家的钱，不要白不要“。

　　农贷市场的开发一方面可以扩大小银行或村镇银行的经营空间，另一方面可以逐步实现农、林资产的货币化，消化吸收超发货币或为增发货币打好实物基础，同时为货币发行的“去美元化”预留政策空间。这个市场有极大的想象空间，毕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由于融资手段多样和企业的寡头化，农贷往往占据了信贷市场重要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