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以来狂揽超过7亿票房，从当红明星到卖座导演仅用一个月，堪称迅疾而华丽，但出品方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爆出的“偷票”潜规则让这场处女秀多多少少有些扎心。按照广电总局票房分成规定，制片方得票房43%，影院50%，院线公司7%。所谓偷票，即是部分影院让票房收入不参与分账而直接划归影院的方法。据业内人士估计，偷票份额约占总票房的20%左右。在规则趋于柔性的中国，制度和文化制约力不强，底线变成模糊的灰色地带，契约不是白纸黑字。

　　制度层面政府玩的是我说了算。中国法治是变魔术，不断变化、不可测、不透明，不到最后不知道结果。根本上是人治，其精髓是：你伤了，我有出路；你病了，我能抽身；你死了，我有退路；总而言之，必须留余地，有余地就能变通，就不会吃亏。徐工收购案是对当下中国国情的最好诠释：徐工因“体力不支”，成了地方财政的包袱，徐州市有关部门向海内外发出对徐工集团进行改制的信息，在经历过两轮投标，地方政府选择了凯雷公司并签订合约。消息一经传出，民众“卖国”的讨伐声不断，政府迫于压力推翻契约。问题在于，民众的不理性主导了本不该动摇的政府理性，深层次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缺乏契约精神，刚性弱于柔性，风吹即摇。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在自愿、平等、认可、宽容和妥协、民主、法律的原则下缔结的承诺，是对法律效力和道德约束分离后形成的规则，是板上钉钉，不容改变的。政府的柔性政治不但给了自己余地，同时给了企业权力寻租和游离灰色地带的机会。企业不敬畏规则也就失去了规则的庇护，就必然要屈服于权力，商业环境因此混乱。

　　制度环境下的商业环境。从偷票事件衍生开来，我们能够看到，施正荣掏空无锡尚德、万福生科造假上市和双汇的瘦肉精事件等无一不是在潜规则下的暗度陈仓。中国人喜欢不按常理出牌，形成不守契约的商业大环境，因为大家都在走邪路，你不跟上，眼馋倒是其次，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中被淘汰才是大事。劣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给了他们生存空间，而良币很可能成为牺牲品，是因为不公平的同台竞争，但是两者的前景是不同的。因为规则始终是铁的，破坏之后就存在被反制的风险，虽然风险很小降低了机会成本，但灾难性后果又是企业不可承受之重。最典型的三聚氰胺事件，行业主要企业竟无一幸免，而破坏规则的代价是国内整体商业品牌的危机和低值化，甚至长久影响消费者的心智模式与认知惯性：中国制造很危险。三鹿直接倒闭，伊利和蒙牛重创，恪守规则的外国产品如火如荼。中国商业的不规范是制度的原罪，监管不力加深了这种原罪，反腐不力、证监不严、食品监督形同虚设，让国民契约力透支殆尽。追根溯源，我们能从大多数中国人身上找到这种原罪的根本。

　　游离在法制和人治之间的中国文化。中国的法并非纯粹的法，而是法家、儒家和权术的合体，法为霸道、儒为王道，权术为诡道。其中，霸道是让人听话的秩序，王道是控制人心的表象，诡道是真正落到实处的规则，并且是王道和霸道的最终注解，也就是人治。以田忌赛马为例，赛马是需要有规则的，上对上，中对中，下对下，孙膑靠打破规则获胜被人津津乐道，成为中国诡道文化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中国人也并非敬畏皇帝，而是敬畏皇权，骨子里更多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甘和野心，本质上是厚黑学，是被权力压制下的反扑哲学，久而久之当人们发现它对安身立命的好处，又变成反扑智慧或生存智慧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民族共性。

　　契约精神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门票。走向世界的中国并非是有钱，有资源的暴发户，而是不断的自我修养，在软件上和世界升级到同一水平。在西方，契约精神是伦理底线，没有人愿意去碰。因为在多元化选择下，不讲信用的企业会被淘汰，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市场博弈形成的规则，不履约就会在经济上被制裁，机会成本被放大。有些国家甚至为多次违背企业精神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黑名单，公诸于众，把他们变成活着的僵尸企业或个人。中国不缺制度，也不缺精彩绝艳的企业家，而是缺少能把制度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人才。中国只有遵守规则，才能进入国际。懂得遵守契约精神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有契约精神的市场才是良性市场。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真正的和国际接轨。

　　中国近三十年处于剧烈的转型中，在猫论和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大旗下，大家都喜欢有感觉就上，不喜欢耗时间又耗精力的卿卿我我。政府不履约，企业不履约，个人也不履约，而在参照时你看我，我看你，结果都是错的。在这个循环圈中：政府希望企业按规矩办事，民众安分守己；企业希望政府兑现承诺，客户忠实可靠；民众希望政府和企业说话算话，保证切身利益；但无一不想空手套白狼，大家都不满意。人情不能代替规则，道德不能代替契约，权力不能代替法律，只有明确规则，并按规则行事，才有真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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