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原则，中美之争主要是国家利益之争，并牵涉国家主权之争，而非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之争。虽然美国新军事战略提到的中国以“中共”字眼代替，但这只是美国为寻求盟国在道义和价值观方面认同而作出的政治修辞，美国也必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寻找对抗中国的借口。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不是争战太平洋的主要焦点（但却是双方较量斗争的因素之一），焦点是国家利益。我们通过历史可以了解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沦为“二流强国”，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承诺和军事承诺都无一兑现，使俄罗斯感到受骗，同时，尽管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不存在，美俄之间争夺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空间的矛盾却日益激烈。这足以让我们认识到，真正导致美国与他国可能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拼命维系霸主地位和国家利益的意志。我们可以退一步思考，即便现在领导中国的不是中共政权，美国也必将与中国争战太平洋，这是它的国家利益决定的。

　　第二原则，中国必须取得以主导经济为核心的东亚全面主导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欧美作为发达国家，资本的张力已经到达极限，而亚洲正在崛起，经济重心东移已成必然趋势，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后发”优势明显。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想在未来几十年中保持较好较快的经济增长，必须融入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经济体，而东亚无论从地缘、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互补性方面，都具备令中国快速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取得经济的主导权必须借助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在内的保障手段。如果中国不能在东亚地区取得全面主导权，相当于将东亚拱手相让给美国，丢失了搭上最快经济列车的机会，发展空间将受到美国直接而严厉的制约，这是国际市场的竞争特点决定的。

　　第三原则，中国必须确保石油供应通道安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能源供应离不开中东，经济规模越大，对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也越大，中东对中国的战略地位也愈益重要。仅仅建立石油储备无法在根本上确保中国能源安全——能源储备只能维持一时，无法应对长期的能源消耗。这决定了中国必须确保石油供应通道的安全，也就是说，必须确保出口石油到中国的中东国家安全，这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根本经济利益所在。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打破西方国家控制中东石油出产国的政治格局，建立符合中国利益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才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石油供应通道的安全，这是现代能源经济的本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