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问政:用金融工具避险


  煤价并轨后,煤电矛盾产生的根源并未消除,如何用金融工具有效调节煤电矛盾,规避风险,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

  文/冯跃威

  2011年11月30日,发改委曾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煤炭企业供应给电力企业的合同煤价涨幅不得超过上年合同价格的5%;主要港口5500大卡的市场电煤平仓价格最高不得超过每吨800元,直达运输市场的电煤价格控制在不高于去年4月份的水平。类似的价格管制令自1978年以来就从未消停过。

  2012年12月23日,发改委价格司又再次宣布公告称,从2012年年初实施的发电用煤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将于明年1月1日起取消,发电用煤价格由供需双方自主协商确定。政府真要放弃对煤价干预?

  政府令根源

  从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政府部门为了物价稳定的确付出了呕心沥血般地努力,可反到增加了煤炭、发电和电网等相关企业在经营时的风险敞口。特别是美债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央行超常规地印发货币和非市场化的低利率政策,诱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患上了投资饥渴症。而在产业创新不足的背景下,类似低效率和高耗能的众多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遍地开花,使得对煤炭、电力的需求进一步增长。为控制整体通胀和保证出口的竞争力,发改委才不得不选择了以政府令的方式对煤、电等资源价格进行行政干预。

  这类政府令再辅以出口导向下的经济政策,不仅造成了国内能源价值贴水并以产成品出口的形式补贴了全球,拯救了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内的经济危机,而且使我们的企业不惜承受国际上的贸易摩擦,向吸吮了鸦片般地依靠政府的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苦苦挣扎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又再次提出了产业升级的要求。发改委也适时地要放弃对发电用煤的价格管制,让发电用煤价格由供需双方自主协商确定。可在全球化开放的环境中和国内缺少避险市场与工具的情况下,难免不会出现个别企业利用局部地理或电网等优势地位去操纵价格,再次形成市场的垄断或新的通胀源。

  美国镜鉴

  煤电价格改革之路在何方?特别是煤电企业为其他产业提供能满足产业升级的优惠电价时,自身经营不仅能有效地避险,还可以实现盈利。

  纵观美国,芝加哥交易所集团(CME GROUP)旗下的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始终忠实地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服务于在美各类型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它不仅为金融财团提供了牟利的场所和机会,更为实体企业提供了避险的场所和丰富的金融工具,使更多的实体企业可以很好地在这些工具中找到可以封堵企业自身外露的风险敞开,进而又促进着美国市场化程度全方位地领先于全球。

  从NYMEX标准化的金融工程交易工具(简称金融工具)看,其设计之初的每一步都以封堵或规避企业的风险敞口为初衷。其中,为电力产业设计了236个标准化金融工具,为煤炭产业设计了23个标准化金融工具,近一半的工具被频繁地使用。

  在电力金融工具设计中,分别针对高峰期和非高峰期、分地区和按功率等特殊需求进行了设置。在煤炭金融工具设计时,又是按不同地区和贸易方式,如到岸(CIF)和离岸(FOB)等市场需求进行设置;从工具类型上看,有期货、期权、日历型期货、日历型期货期权和日历型期货上的跨式期权等众多类型。

  从战略功能上看,CME高管尽管不是美国政府官方任命,但为了其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其高管们基本上可以正确地领悟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根据企业避险需要不断创新出新的金融工具,而且通过调整交易杠杆协助美联储货币的超发,创造性地将国际游资沉淀在其大宗商品市场上,驱赶着国际资本在CME的交易平台上腾挪,有效降低和控制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当美联储从2012年9月15日开始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后,迫使欧日等国也纷纷跟进量化宽松,12月12日美联储又出台了未注明终止日的扭曲操作后,在货币驱动经济复苏的同时,也驱使着全球资本资产、大宗商品价值走向再平衡之路。为了实现这一再平衡和控制美国国内通胀,CME从2012年11月30日开始再次扔出了杀手锏,即系统性地调整电力金融工具投机者和套利者的交易保证金(即交易杠杆)。它分别在2012年11月30日和12月6日上调了31个、2013年1月25日上调26个、2月1日上调15个、3月1日上调31个电力金融工具的交易杠杆,持续增加了在电力市场参与避险、投资和投机者的交易成本,在减少电价波动和压低电价的同时,确保了奥巴马总统推进的再工业化和居民低价使用电力。

  由于有了市场化的数百个电力金融工具可供发电企业进行避险,所以,CME又着手调整了煤炭的金融工具,分别在2012年12月11日上调了1个,2013年2月7日下降6个,3月14日上调6个和下调5个煤炭金融工具的交易杠杆。为在美的煤炭企业有效避险指明了路径。

  建立避险“试验田”

  由于石油的产业链相对较长,煤炭和电力产业相对于石油产业的避险宽度要小的多,交易工具也简单的多,交易风险更容易监管和控制。所以,不仅在美国的发展更加成熟、价格波动风险更小,而且使在美经营的煤炭、电力及电网等企业抗风险的能力都相对比较强,业绩也相对稳定。反观我国,不仅在避险市场和避险工具研究上相对匮乏,而且相关决策层对于政府有责任为企业提供能满足国际化的、能有效避险的市场和金融工具的认识也存在有较大的偏差。

  例如,依据现行法规,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参与境内外期货市场套期保值业务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导致各地国资委对国企套保业务的监管尺度不一,不仅不利于国企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企业没有适时的政府批准并认可的避险市场、工具和企业避险策略,在避险经营时,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致使企业无法有效控制产品销售和原料采购的价格,利润更无法有效管理。使企业处在风险敞口中经营,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几乎是多年来的梦。

  尽管大连商品交易所宣布焦煤期货将于3月22日正式上市交易,确实是在向市场化迈进了一步,可单一期货合约的避险功效是有限的,最多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中叶的市场水平。因此,相关交易所还需有更大的进取,推出包括期权、日历期货及期权等避险与定价工具服务于煤炭企业。

  其实,避险是一种投资,而投资就可能出现损失。即使是单纯的套期保值操纵,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这种非常谨慎的避险策略也有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国际上,纯粹套期保值也曾有不乏发生重大亏损或倒闭的案例。

  从全球看,现有国际成功的、或成熟的避险工具与监管策略已经不少,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更值得我们在国内建立相应的避险“试验田”,谋求一套符合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避险市场和工具系统,实现用金融工程工具为用电上保险,并真正实现服务于国内经济、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的要求。

  本文大部分刊于《能源》2013年第4期,P62-63,名为:煤电价格:如何用金融工具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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