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一般包括以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以产业化、城市化和开放化等要素和资源组合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以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等指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些经济发展模式分别适用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地方政府尤其偏爱产业化、城市化和开放化等模式。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政治经济周期特征，地方政府在设计经济发展模式时，往往会受到政治的周期性波动影响。以重庆为例，“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战略主要体现为“内陆开放高地”、“统筹城乡”、“五个重庆”等，这体现出了城市化和开放化相结合的发展逻辑。而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时期，重庆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主要体现为“新型工业化”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这体现出了产业化的发展逻辑。事实上，产业化、城市化、和开放化意味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投资重点，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不同发展模式的契合，将是熨平经济发展的政治周期性波动和实现地方经济持续发展中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和开放化是目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点依托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强调通过工业发展环境、工业园区、工业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以及工业产业布局等优化实现经济发展。城市化强调通过城市圈、城市集群、大中城市发展、小城镇以及农村城镇化实现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虽均属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但其发展逻辑有所不同。工业化主要通过提供更多的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增加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以产品极大丰富实现经济发展。城市化将通过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城市综合体，以更便捷的服务获得、更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消费提升等实现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分别体现出主动性和被动性经济发展特征。开放化是一种外源式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以货物和服务的互通有无、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共用、市场的共享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国际贸易、外资引进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实现经济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和开放化发展模式也有其紧密的内在联系。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是工业化和开放化发展的载体和主要市场。工业化将为货物贸易、国际企业投资等开放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开放化将为工业化提供更为便利的国际资本融资以及高新技术和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工业化、城市化和开放化也统一于产业发展框架。工业化过程本身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发展，城市化进程主要依赖于农产品供给、建筑和房地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开放化也体现为产业发展的国际化。三者的内在联系为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契合提供了可能性和依据。

　　基于市镇作为载体的特殊性质，三者的契合将首先从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开始。城市发展一般伴随着工业发展。基于工业区位一般理论，工业化选址主要有成本指向、运费指向、集聚指向等多种类型。囿于具体城市的空间限制，工业发展一般选址于近郊。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综合体的扩大，工业远郊化搬迁必然成为长期趋势，这也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对立与统一之所在。由此，着眼于长远的城市空间规划和布局的优化将是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契合的首选路径。

　　基于产业作为依托的发展属性，三者的契合还将有赖于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基于中心地和城市商圈发展一般理论，城市发展具有不同的规模和层次，不同层次城市必有不同产业发展规模与之相适应。农业的过度发展将意味着地区发展的农村属性，工业的过度发展将意味着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失衡，建筑业的过于膨胀也意味着城市发展的泡沫，而服务业高度发展地区又仅能是城市的极核地区。由此，着眼于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协调和优化升级，也将是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契合的必然路径。

　　基于园区作为经济发展平台和产业进园区的发展趋势，三者的契合也有赖于园区的整合。基于园区治理和发展一般理论，园区设置出于不同的发展目的而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功能。基于城市发展需要，设置了国家级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基于产业发展需要，设置了工业生态园区、农业科技园区、物流园区、创意园区等；基于开放发展需要，则设置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港区等。园区设置的混乱和类型各异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中沟壑重叠，也加重了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契合难度。由此，着眼于园区的功能性整合和协调共生发展，将是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契合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