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退出：欧盟不能承受之重

 肖光恩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Grexit，“希腊退出”，这一单词由美国花旗集团首席分析师Ebrahim Rahbari和首席经济学家Willem Buiter在2012年2月6日出版的《全球经济观察》（Global Economics View）中首次使用，大意是指欧盟成员国希腊由于不能承受欧盟主权债务危机而导致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 他们从理论探讨的视角在文中明确指出，在未来的18个月中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已经从过去估计的25-30%上升到50%，同时还认为希腊退出欧的成本对欧元区来说已经下降到可以承受的“适中”（moderate）水平。2012年5月15日希腊筹组新政府最后谈判破裂，希腊总统随后宣布了要在6月中旬举行新的大选，组建新政府谈判的失败和未来选举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对希腊救助计划执行的怀疑，似乎更加坚固了希腊退出的现实性。5月18日，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讨论了一项有关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应急方案，并认为从技术操作的角度可以完全控制希腊退出所导致的“传染”后果。至此，“希腊退出”似乎已经成为希腊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维持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和欧盟严格财政支出纪律和维持欧元稳定的现实选择和最佳方式，并在实践上开始了操作的准备。

社会舆论和欧盟社会对“希腊退出”的评价之所以在此前后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他们认为：希腊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主要是运输与旅游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化，导致希腊与欧盟其它成员国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欧盟其它成员并不想为希腊政府的“不作为”、希腊的高福利支出以及持续恶化的债务危机“埋单”；同时，欧盟其它成员已经在认识上接纳了“希腊退出”的可能及其所导致的后果，现有理论研究和社会舆论只不过是为未来可能的实际操作提供支持。“希腊退出”,似乎是欧盟可以承受之“轻”。

如果将现有“希腊退出”的讨论，看作是欧盟与希腊相互博弈的一种策略，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但如果将它真正看成是一种必须的现实选择，“希腊退出”必将导致欧盟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希腊退出”必然导致对欧元运行机制信用的下降。欧元的良好运行不仅仅依赖欧盟制定的严谨的汇率制度和严格的财政制度，而且还依赖于社会对欧元长期运行的坚定信心，因此，欧元从实际运行之初就没有设定欧元成员国退出的法律程序（只有退出欧盟成员的法律程序）。如果因为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希腊退出”成为现实，这无异于对欧元长期运行机制的信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还会有各种不可预测的原因会导致欧元成员国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危机，如果欧元成员国都仿效“希腊”而“退出”，欧元的长期运行必然成为“幻想”，尽管目前“希腊退出”的成本和代价像有些人认为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希腊退出”可能引发欧盟内部新的经济危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而发行新本国货币，且不说希腊内部制定和发行新货币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就是希腊新发行货币所导致的大幅度通货膨胀，定会导致希腊甚至欧盟成员的挤兑风潮，并依然会导致希腊政府的债务违约，更不要说因希腊经济结构单一化导致的用新货币贬值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提升出口竞争力这种策略实施的困难。同时，希腊新货币贬值策略必然导致欧盟内部欧元区与非欧元区汇率的异动，进而引发欧盟内部新的经济危机，甚至会引发欧元区的全面解体，这正与欧元区成立之初时的宗旨相悖；更何况“希腊退出”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政治上的负溢出效应。

最后，“希腊退出”未必能真正解决欧盟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各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各异的经济发展政策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同时，欧盟成员债务危机解决乏力，是欧盟制度设计缺陷、欧盟成员协作解决问题时态度各异以及成员内部经济发展和政策实施差异所致。单凭“希腊退出”这一剂所谓的“良方”，就认为能解决希腊自身的债务危机乃至欧洲债务危机，基本上是“痴人说梦”。

本文发表于《武汉金融》2012年第6期评论员文章，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