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寅溪

 

     题记：我本无意逢迎时下甚嚣尘上的蒋中正热，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游览了蒋氏故居。这次溪口之行之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至于常常夜不能寐。久之，竟因思成梦，因梦成叹，因叹成诗，因诗成文，写下这篇涂鸦之作，供三五知己酒酣耳热之际消遣。此正是：白发渔礁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叹蒋氏之修身与人情

　　

　　2012年夏天，我随领导出差，由同业友人安排游览了奉化溪口。溪口之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伟人末路的遭遇使人油然想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成土灰”的诗句。物是人非的冲击难免使人想起苏轼在赤壁赋中的文字：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溪口的几行陈迹，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历史是如此之近，而历史又是那样的晦涩难解。

　　进入溪口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高的牌楼，上书两个大字：武岭。据说：武岭就是武陵，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今天的溪口。武陵两字据说是蒋中正先生亲手题写，看来在大人物的心中，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大概在蒋中正先生的内心深处，或者在某个时间的片段中一定也梦想隐遁于桃花源之中，遗世而独立。

　　玉泰盐铺原址是我们参观的第一站。这里是蒋中正先生祖父、父亲开盐铺的地方。1887年，蒋中正出生在此屋楼内。在玉泰盐铺我看到了蒋氏一脉的族谱图以及蒋中正母亲的像，据说她的母亲是大富大贵之人，谁娶了她将有大福。蒋氏家族当时在奉化在溪口并非达官显贵，但是，其盐业生意做的相当成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田产和房屋，蒋中正先生能够东渡日本求学，还有赖于其父提供的经济资助。

　　距离玉泰盐铺不太远的丰镐房是蒋中正的居所。建筑布局为传统的前厅后堂、两厢四堂格局，厅堂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报本堂门口有蒋中正亲书的对联：报本尊亲是谓道德要道，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和“寓理帅气”匾额。这个匾额是蒋中正为庆祝其子蒋经国40生辰而立。导游介绍，蒋中正的祖父辈造这栋房子的时候，兄弟三人，按中国有夏、商、周排行，老大为夏房，老二为商房，老三为周房，中正为周房子嗣。文王建都在丰京，武王建都在镐京，所以蒋家故居以“丰镐”作房名。联想到中正先生为两个儿子取的名字：经国、纬国，可想而知蒋中正先生一家绝非等闲人家，从小对于子嗣的期望就是志在家国。在丰镐房的院子里有一棵金槐，一棵银槐。按照当地的规矩，左边为长，所以毛福梅把左厢房让宋美玲居住。而宋美玲则在右边种上金槐，在靠左边为银槐，意思是依旧以毛福梅为长。据说宋美龄回到故居时，毛福梅都要在丰镐房里的三眼灶上为宋下厨做饭。

　　在丰镐房的斜对面，是蒋经国居住的小洋楼。蒋经国从苏联留学归来，推崇西学而疏远传统的经史子集。对此，中正先生很不满意，逼迫其在小洋楼闭门苦读四书五经。在小洋楼的南侧，有一个跳水台。据导游讲，蒋中正先生为迎接他的俄罗斯儿媳妇修建了此跳水台。她的儿媳果然很喜欢，时常身穿三点式泳衣在此跳水，乡民看到后议论纷纷。粗鄙的言论不免传入蒋中正先生耳中，他就摆下盛宴，请乡民大吃三天，所谓吃人嘴短，乡民们果然就不再议论了。在小洋楼里，我看到了一块蒋经国所立的石碑，上书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右边有先慈毛太夫人罹难处字样，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泣书。.因为蒋公的关系，抗战时溪口曾遭受日寇野蛮轰炸，蒋公发妻蒋老太夫人毛福梅就是被日寇炸死的，噩耗传来，其子蒋经国专程从江西赶回溪口葬母，写下血书以明志。

       紧接着我们参观了蒋中正、宋美龄的别墅文昌阁。别墅正中摆放着一张精致的床，墙壁上挂着宋美龄女士做的画，还有蒋中正观看宋作画时拍的照片等。据说，宋美玲的画作水平很高，其美术老师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

       离开文昌阁，经过十几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妙高峰脚下。沿着台阶向上走了几百米，导游提醒千丈岩瀑布到了。只见一片碧玉般的丛林下有壁立千仞，有水流自千丈岩顶直泻而下，王安石观瀑诗云：“拔地万生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拾阶而上，便看到了妙不可言，高不可攀的妙高峰、妙高台。1928年，蒋先生在此建别墅，自题匾额“妙高台”，此后经常来此消夏避暑。蒋氏故居在文革中被冲击，题写妙高台的牌匾也不知所踪，因为有老百姓把它作为案板，才侥幸地保存了下来。1949年1月蒋中正在南京引退至1949年4月登上太康号军舰退守台湾，妙高台一度成为蒋氏政权的指挥枢纽，一时间溪口古镇冠盖云集，妙高台上风云际会。

站在妙高台上极目四望，苍山依旧，飞瀑如常。那庐墓之间、溪山之上，我仿佛听到了辽阔江天之外的沧桑之叹。

　　蒋中正无疑是一个大人物。但其细微处也显出其修身与人情。

年轻时候的蒋中正先生很有些放浪形骸的意味。赌场、青楼、社团、股票交易所都曾经留下他的身影。其日记中也记载了他早年混迹青楼的片段，他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自慰，这些记录天理与人欲交战的文字，表现出他诚实、自我克制的品质，让人联想到圣雄甘地，甘地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承认在某个阶段的深夜他曾经非常渴望女人。

从军后，蒋中正先生更加注重自律与修身。他形成了规律的作息时间，坐如钟，站如松，每天都写日记，作为修身与自省的载体，他穿着非常简单。30岁之后，他很少喝酒，常常喝热白开，在台北之后会喝可口可乐。他吃简单的宁波菜，即使在宴会上也是如此。

从后人的研究看，蒋中正对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是附庸风雅或虚与委蛇，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虔诚的，但信奉基督教并没有影响其对儒家道德伦理的信仰，而且两者均被其用来作为自己日常修身养性的准则。将中正先生经常与家人围炉闲话圣经故事，品评圣经人物，他曾坦言是圣经使其改变了一些不良嗜好。中正先生每日睡前必读圣经，甚至在他从大陆乘机到台北的当晚，他还抄写了一段《使徒行传》的经文在日记中。

中正先生酷爱读书，他喜欢阅读中国古籍，尤其爱读经书。他读圣贤经书的重要目的是修身养性，同时也想从中国古籍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他反复读《大学》、《中庸》、《孙子》等典籍。蒋对《管子》和《韩非子》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并将《管子》指定为国民党干部应读书籍。他在日记中反省说，“久不见圣贤书，难怪性心日下也。”蒋中正先生对待文人的态度，也显出气度。记得李敖文章里记录了一个场景，蒋先生座在沙发上，傅斯年翘着二郎腿在那指手画脚地讲话，对面是他的一帮文臣武将。

　　蒋中正对待母亲至诚至孝，母亲小脚，蒋先生将母亲居所的楼梯改窄，双手正好都可以够着扶手。蒋中正对待离婚的妻子毛福梅也有人情味，她离婚不离家，俨然是蒋旧居的女主人。蒋中正对待宋美龄的态度也和一般人的猜想不同，这桩常人眼中的政治婚姻似乎催生了真感情。

       两位蒋先生都有很强的乡土观念。中正先生一生起起落落，每次遇到重大挫折他就回到宁波奉化老家。蒋经国日记中也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其离乡时的心情：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日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在偏安孤岛之后，蒋氏父子始终惦念奉化溪口。据说，1957年，曹聚仁受蒋中正父子所托，访问了奉化溪口，对雪窦寺、妙高台匆匆一瞥，重点看了蒋母的墓园以及丰镐房、文昌阁，且都照了照片，回到香港后，他曾写长信给蒋中正父子汇报，传达了溪口无恙的信息。可以想见，蒋中正父子是怎样的唏嘘不已。

从我们看到的细微之处品读，蒋氏父子绝不是面目可憎之人。他们在修身养性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常人的坚韧。无论是作为领袖还是常人，蒋氏父子都堪称龙凤。对此，奉化溪口的乡民都是有感触的，他们至今都对蒋中正先生赞赏有加，都亲切地称之为蒋公。

 

                                        叹史笔下的蒋中正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给我们讲：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当八路军浴血奋战的时候，他在峨眉山上凉快，等到快要胜利的时候，要下山采摘胜利果实。他还告诉我，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天然是敌人。蒋介石秃头是身染杨梅大疮导致。随着自身的阅历的增长，一些不经之谈已经逐步被摒弃，但蒋中正先生的历史真面貌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

历史的长焦推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大小军阀多如牛毛，混乱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面对军阀割据的乱世，蒋中正先生领导北伐，大大减少了军阀数量，正式将长期分裂的中国统一在一面旗帜下。                                                                                                                                                                                                                                                                                                                                                  　　

　　中正先生积极发展国家经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推行货币改革，为中国向儒家的现代化迈进做出了贡献，中国现代化的契机由此开启。中正先生通过与德国的合作建立了相当大的现代军事力量。他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始终将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努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一阶段，许多经济进步是重大的，中国在各方面都显现出崛起的迹象。正是看到中国崛起的前景，日本人在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对于抗日，蒋中正先生一直是坚决的。他曾对向他传达与日和谈的孔祥熙这样批示：说以后如果再有人利用汪逆伪组织来劝我跟日本人谈判，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蒋中正先生提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战端开启后，二十九军官兵奋勇杀敌，以惨重的牺牲树立了军人保家卫国的标杆。国民革命军以几次有影响的会展击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民革命军组织大小会战100多次，二百多名高级将领为国捐躯，近三百万国军士兵马革裹尸。很多战役足以载入二战历史。武汉会战是二战中国站场战线最长的战役，期间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作为委员长夫人，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桂林保卫战、昆仑关战役中，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让日本军官都自愧不如。随枣会战中士兵竞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牺牲之壮烈赢得了日本军人的尊重。

蒋氏政权的将军们并非怯懦如鼠之辈。被大陆影视作品塑造成恶魔的张灵甫是抗战名将，曾经在抗战中丢了一条腿。张自忠上将是中国民国政府1939年5月叙任的陆军上将，参与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战功显赫。枣宜会展中，张自忠亲率部队与数倍兵力的飞机大炮支持的日军第39师团主力决战，堂堂集团军总司令全身负伤8处（炮弹伤2处、刺刀伤1处，枪弹伤5处）力战殉国。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辨认无误后，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张上将在战死当月致部下将官：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绝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国民党军官几乎都有浴血奋战抵御外辱的经历，而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却少有拿得出手的抗日战例。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蒋中正先生表现出了远见卓识赢得了世界声誉。他预料到对日战争最终会发展为整个泛太平洋国家的战争。1939年初，他预料到如果英国不能率先与苏联结成防御同盟国，则斯大林会与希特勒签署合作条约，事实的确如此。1941年4月，他还警告罗斯福总统，希特勒不久将会袭击俄罗斯。1941年4月。事发前一两天，他同样也告诉了周恩来，并请他警醒斯大林。在说服罗斯福和越来越成为孤立主义者的美国人民认清希特勒对欧洲的侵略和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彼此关联的这件事上，蒋中正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中正先生早于1931年就提出了对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理论。他创建了中国自己支付飞行员和飞机费用的飞虎队。

他的远见使得中国在外交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他成功地访问了印度，与甘地和尼赫鲁会面，赢得了他们许诺（并没完全遵守）不会直接干预英军对抗日本在亚洲的挺进。中正先生以其胸怀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洪流。派四十余万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为缅甸独 立解放及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战争期间，他成功的迫使他国废除“治外法权”，终结了它们在中国城市（除去香港和澳门）的租界，例如上海。同时也废除了了过去100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耻辱条约。

历史的事实不容歪曲，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军牵制日军70%的兵力，消灭了大量的日军，是中国抗战无可争辩的主力，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表现，使得中国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五常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

蒋中正先生抗战中的表现同样得到共产党的赞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开篇即云：“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中共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尝，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蒋委员长及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毛泽东本人曾在1939年9月29日，让周恩来带了一封信给蒋，信中说：“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越挫越奋，再接再厉，前途光明，希望无穷。”

蒋中正先生作为民族主义者，一生都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在越南印度侵害中国主权时，还拍岸而起，大喝一声：大陆不出兵我出兵!美国屡次策划台独阴谋也都被中正先生毁灭。从后来解密的一些资料看，蒋中正先生曾经力阻美国向中国大陆投放原子弹。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中正取消任务，而取消任务的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中正先生不愿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有损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种胸怀气度，有几人能及？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那些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作为在抵御外辱和建国方面功勋卓著的蒋中正先生岂能因为内战失利而被歪曲呢？

　　陈王利钺穿肠后，四海黎元唤子长

　　中正先生一直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自居。他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下，能坚持抗战，赢得胜利，居功至伟。中正先生在民生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因为形势的变化有一些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比如腐败。在民权方面，蒋做得远不如其子蒋经国。尽管如此，能够“一身当世界，双手扶中华”的蒋中正应该有其历史地位。

回望中国几千年历史，相同的故事反复上演。每到王朝的末期，政治日趋黑暗，民不聊生，群雄揭竿斩木，逐鹿中原，推翻了前一个王朝腐败的帝王，就产生一个新的帝王。新皇帝初登大宝政治相对是清明的，为传位于子也为巩固大权，难免要上演兔死狗喷的惨剧。帝位传几代后，统治日渐薄弱，下一轮的暴力革命开始酝酿。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中，打江山者坐江山成为金科玉律，于是争夺政权的斗争逐步演变为没有底线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胜出者并非因为得道多助。相反，在没有底线的斗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往往是更卑劣的、更加渴望政权的人。这些人问鼎之后，为了宣扬权利的正统性，难免要对自己的历史涂脂抹粉，对敌人的历史肆意歪曲。这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逻辑。

所谓一夫雄起，万众雌伏。在管仲陷阱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下，史官也不能独立于王化之外，于是历史也低眉顺眼了，浓妆淡抹总以胜利者的意志为准。但历史又是遮掩不住的。当年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枭雄同归黄土之后，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那些废墟上的碎片，都会成为重写历史的佐证。孔子写春秋，乱臣贼子惧。公正的历史书类似于上帝最后的审判。因此，我们呼唤司马迁那样的史家，重新恢复历史应有的公允评判。

 

从目前研究成果看，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苏联的帮助可能起到的作用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要大，而美国对于国民党的援助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小。其次，国民党统治对全国的控制比较弱，而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远远胜出。第三，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韬光养晦，国民党正面作战，抗日战争之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第四，谍战的问题、世界思潮的问题、双方政策的问题、宣传的问题都称为左右局势的重要因素。

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正先生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 1949年5月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他用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强化了国民党统治。与此同时，蒋中正在台湾开始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用完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台湾土地所有制进程。台湾在中正先生的控制下，腐败处于相对低的程度，而收入差异在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中是最低的。他一直将维持台湾的稳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以增加外国投资者和商人的信心。如宋美龄所说，蒋中正从来不了解民主。但是他的现代化政策给台湾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以及家庭收入的增长，这些无形中为台湾自由的大众代议政府出现奠定了基础。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蒋中正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这既是蒋中正先生民族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与共产党政权的直接对抗。

我相信至少在蒋中正先生的心中，与毛泽东政权的竞争始终存在。从历史的广角镜中我们看到，在台湾奋力向亚洲四小龙的地位冲击的时候，大陆反右、四清、大跃进、文革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政治口号山响，人民的苦难纷至沓来。在毛泽东心中，原来的承诺只是其阳谋的一部分。主席的诗“祖龙魂死秦尤在”实际上已经说明建国以来的历史与某些历史是想通的。只不过在权利斗争中，重复的不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而是火烧赵家楼的历史，为了在权利斗争中打倒竞争对手，血气方刚的青年被调动起来，以不断变换的名目冲击着各种势力。在今朝坐上宾，明日阶下囚的变幻中，主席始终大权在握。生产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主席笔下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诗句，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其意图。主席用其实际行动回答了年轻时候的设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令主席不能释怀的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共产主义阵营乃至世界的领袖。熟读历史、精通帝王之术的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鸟儿问答》一词中，主席自比鲲鹏，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诗句讥讽赫鲁晓夫，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在此思路主导下的对外政策鲜有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蒋中正先生与毛主席的竞争中，第一阶段蒋中正一败涂地。在49年以后的竞争中，中正逐步扳回比分。在这之后，蒋经国独辟蹊径为蒋氏一门赢得了一分，使这场竞争的胜负关系向蒋氏倾斜。

　　世界先有非常之人，后有非常之事。

　　作为蒋家地二代，蒋经国先生曾经继续扮演着他父亲的角色，是威权政治的化身。然而，在蒋经国先生古稀之年，居然以意想不到的历史勇气，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引领台湾进入了民主社会。其时，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安徽人民出版社《蒋经国晚年》)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儿媳蒋方智怡称其晚年开放党禁、推动台湾“民主化”并非形势所迫，而是顺时而为。

我总觉得，蒋经国思想演变具有某种必然性，换句话说主导蒋经国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思想是有迹可循的。不必从理论上探讨民本主义与民主的距离，也不必探讨民生与民主的联系。单从蒋氏读书与经历以及蒋氏在执掌大陆政权时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窥见其民主思想的端倪。从其父亲的角度看，蒋中正的政府里容纳了很多自由主义者，他曾于1946年在大陆通过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呼吁民主，呼吁一个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主要民主权力的代议政府。到了台湾后，尽管这些权利被搁置一边，但中正先生继续承诺这些权利会最终回归。他还批准了一个一党制的当地代表政府，由此给非官方的反对党的出现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和活力。同时，他批准了省或地方的政治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让许多真正的反国民党的地方政治家得以崛起，最终形成党外的反对团体的基础。所有这些都为蒋经国的民主化铺平了道路。从蒋经国先生本身看，他一贯的亲民，在情感上容易和普通老百姓相通的人。他异于常人的经历、他离开故土时那种伤感、他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他的国恨家仇、他对于与民众的尊重正是其民主思想的源头。

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民主至今也不能说完美，其综艺化倾向甚至屡屡成为人们的笑柄，但它极大地改变了台湾社会。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民主就是用法规限制特权，是对因言获罪的摒弃；民主就是没个公民都有足够的气度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民主就是不再相信恩自上出，就是打破利出一孔的社会结构，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民主就是要让所有的公民免于恐惧，免于匮乏；民主就是民众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减少没有底线的行为。因而，台湾社会的民主实践如同在几千年的暗夜中迸发出的火焰，它炫目的光芒无异于旭日东升。

　　台湾社会与其他任何民主社会一样都不完美，但台湾人作为中国人演绎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对今天的大陆社会是弥足珍贵的借鉴。同时，蒋经国先生给政治家们树立了标杆，原来中国的政治家除了思考如何夺取政权、维护政权，还可以这样推动历史。蒋经国先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敢于承担历史责任。蒋经国先生开创的这种模式可能是许多目前尚未民主化的国家向民主过渡的必由之路。蒋经国先生开辟的道路以及其勇气将照亮华人世界乃至整个世界。

　　历史走到今天，民主观念如日月经天，对民主的渴望与追求如江河行地。一百年前，袁世凯为了称帝，召集御用专家炮制了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今天仍然是我们走向民主的障碍。事实上，想从专制中得到利益的人最反对民主。我们欣喜地看到，独裁者倒台时候，人民是如何的欢欣鼓舞；选举权诞生的时候，人民是如何的小心翼翼。事实上，我们无需担心人民不会使用民主权利。在美军枪口下，伊拉克人民选举出了并非亲美的领导人。所以，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贵贱，都需要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正如我们需要呼吸一样正常，这种需求与国情无关。索尔仁尼琴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因此民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蒋经国先生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件天大的事。

       笔者曾在与友人闲谈时说过，看一个政治家是否伟大，并非看其掌握了多少财富和权利，而是看其在历史紧要关头的抉择，特别是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候的抉择。国外曾经有过为了避免内战而选择流亡的总统，这样的总统虽然失去了权位，但其注定要流芳百世，因为他把整个国家的利益置于其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之上。中国的政治家中，孙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他在关键的时候为了民主做出了妥协。蒋中正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他拒绝利用民族的危机去满足个人的权利欲。蒋经国先生更是做到了，他以一己之力，彻底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今后以暴力方式过渡到民主的可能性非常小，以非暴力方式自下而上争取民主的可能性也比较少，因为中国没有曼德拉和甘地生存的土壤。因而，我们在谈论中国梦的时候，倍感到蒋经国先生人格之伟大，我们由衷地呼唤蒋经国先生魂兮归来，引领中国在统一、和平、非暴力的前提下走向民主和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