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意深微画里看

　　——纪念阎松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周明安

　　1980年，阎松父先生在成都与四川省知名画家一起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和合影留念。

　　纪念著名画家阎松父诞辰100周年书画展。阎松父学生著名画家周明安（左一）、王国政（左二）、邱呈业（左三）、陈冠英（右三）、张基栗（右二）、张光莹（右一）在地王广场合影。

　　光阴似箭，人生如梦，新世纪第二年的孟冬时节，迎来了我的恩师——著名国画家阎松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屈指算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这些年中，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一起到阎松父先生，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老师和蔼慈祥的面容，耳边似乎响起先生亲切爽朗的笑声。在我几十年的学艺生涯中，阎松父先生是我最尊敬、最爱戴，给我的教益最大，最让我心存感激的老师。我对老师的怀念，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减，反而一天天一年年更加地魂牵梦萦，伴随着自己艺术上的逐渐成熟，对老师的理解也日益加深。老师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一次的翻阅和解读都会给我们以崭新的启示，引发更多的深思。

　　历尽坎坷终无悔

　　阎松父先生，名磊，一九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扬州邵伯镇，幼年时即酷爱绘画，常喜临摹书中插图绣像，偶得《芥子园画传》，更是爱不释手，朝夕临绘不辍。十五岁时，跟从同里名画师孙汉文先生习画，汉文先生展示古今绘画大师石涛、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等墨迹让其赏析、临摹，使他大受启迪。一九二三年，汉文先生推荐他到镇江崇实女中任教，并参加上海美专函授学习，又加入镇江“三三画社”，钻研绘画理论。一九二五年秋到安徽安庆培德女中任教，结识众多学者名流 ，参加当地“丁丁画社”的艺术活动，创作巨幅国画《牧牛图》，入选当时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美展。一九三三年在安庆、庐山举办个人画展，从此在画坛声名初振。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安庆沦陷，阎松父先生举家逃难至武汉，后又西上宜昌、万县，沿途眼见日寇暴行，难民惨状，伤兵困境，先生义愤填膺，毅然投身于抗日浪潮，绘制抗日宣传画百余幅，展示于万县街头，激励军民抗战斗志，适逢爱国将领冯玉祥莅临得见，深为赞赏，并亲书“还我河山”条幅相赠。不久，先生在万县所赁民房惨遭敌机轰炸，衣物荡然无存，乃携家流亡于重庆，而敌机轰炸愈烈，遂迁居于江津。随即加入“教育部教师第三服务团”，任艺术股长兼《千字报》美术编辑，后冯玉祥将军任命先生为“重庆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宣传组长，拨资千元，购买布匹，先生绘制大幅抗日宣传画，奔赴湖北的巴东、老河口及河南的邓县、南阳等抗日前线巡回展出，慰劳伤兵，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日斗志，受到当时“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热情接待和赞扬。此时的邓县又遭受严重蝗灾，民不聊生，先生举办了个人国画展，筹款二十余万元赈济灾民。抗战胜利前夕，他才绕道陕南、川北，回到江津。任教于江津私立几江女中。其间，辗转泸州、宜宾、合江等地举办个人画展，聊以糊口。

　　解放后，他就任江津中学和江津女中美术教师，满腔热枕地投入人民教育事业，同时又勤奋创作出大批国画新作。他的大幅国画《劳动后的休息》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还多次参加西南、省、地、市、县的美展，备受赞扬，荣获奖励。《人民日报》、《新观察》、《文汇报》、《西南文艺》、《四川日报》、《星星诗刊》、《红领巾》等报刊多次登载他的作品。

　　正当他精力旺盛，勇攀艺术高峰之时，却蒙受不白之冤，被打成“右派”，受尽屈辱，在困境中他仍然坚持笔耕，搜集、整理过去的画稿，并深入农村和到动物园写生，力求在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度，此后，他画的虎、牛更加形神兼备，意趣盎然。他还受工艺美术方面的委托，精心绘制几百件四川竹帘画和竹簧制品，销往东欧及东南亚各国，为祖国赢得艺术声誉。

　　阎松父先生年逾花甲之时，又遇上“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被迫丢弃画笔，下到农场割草、喂牛，这成天与牛为伍的日子，却被豁达开朗的阎老先生视为深入观察、琢磨写生的极好机会，此间他用低劣的纸张描画出近百幅牛的动态，为日后艺术上的超脱赚得了丰厚的本钱。一九七一年调江津师范任教，七三年调到江津县文化馆，这才使他有了较充裕的时间从事绘画创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使先生的“问题”得到澄清，政策落实，此时的他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的老人了。一九八零年六月，阎老在成都与四川省的知名画家一起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年近八十的阎老终于迎来了艺术的春天，他以超乎常人的热情和精力献身于更深入的艺术探索，挥洒丹青，昼夜不息，佳作频出，名震画坛。他的作品《怜子图》获四川省文学艺术作品优秀奖，著名美籍华人作家韩素英女士对他作了专访，写在其报告文学《中国艺术的第二个春天》里。

　　一九八一年，为庆贺阎老八十寿辰，江津县政协、县文教局、县文化馆特举办《国画家阎松父先生创作六十周年纪念展览》。次年又在重庆展出，重庆电视台播出画展的专题节目。一九八三年，四川省文化局授予他老画家荣誉奖，中央教育部对他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数十年的事迹进行表彰，并刊入《教育名人录》。

　　阎松父先生担任过全国美协会员，省美协理事，省文联委员，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县文化馆副馆长、名誉馆长等职务，而他本人最引以自豪的是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杏坛辛勤耕耘六十余年，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有用人才。“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凡聆听过阎松父先生教诲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的高风亮节，无不心悦诚服他的艺术成就，无不景仰崇敬他的人格画品。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阎松父先生因病情恶化，在江津与世长辞，当地人民自发组织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花圈、挽联、挽诗、悼词布满了灵堂内外，人们情不自禁地加入到长长的送葬队伍中，表达对这位人民教师、人民艺术家的深切怀念。如今，面对鲜活如新的阎老丹青墨迹，人们怎能忘记他的无私奉献，朋友怎能忘记他的深情厚谊，学生怎能忘记他的谆谆教诲，亲人怎能忘记他的慈爱和善，无尽的情思又滚滚涌上心头。

　　高风亮节人共仰

　　熟知阎松父先生的人都对他的人品艺德赞誉有加。艺为德重，名以品传，在巴蜀画坛，阎老的正直善良，豁达大度，爽朗真率，热情诚恳是尽人皆知的。先生好饮酒，每逢酒阑，必高谈雄辩，语惊四座，此刻若放笔泼墨，时有神来之笔，他即径自喝彩，纵情大笑，谐趣之相，宛若顽童。但他平时独自创作时，却是非常严谨的。他从事美术教育六十载，从来就是满腔热情，一丝不苟，毫无保留。记得我刚跟他学画时，对老虎的造型根本没有概念，他让我临摹他的原作，从白描、上色、勾斑、丝毛、配景、收拾等一步步分段教学，由于我控制不住笔上的水分，上色时赭色和斑纹浸出轮廓线好远，简直无法收拾，先生耐心为我修改，巧妙地用山石野草遮盖了漫出的部分，经过老师一番处理，竟还像模像样，连自己都不敢辨认了，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在以后的练习中，每见我的习作，老师都亲笔修改收拾，笔传口授，不厌其烦。我以为老师对我有所偏爱，而后在与同学的接触中了解到，老师对所有真心向他求教的学生都是如此真诚耐心，从不马虎。先生画案前，常常围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学生，每逢周末，前来求教的、索画的更是络绎不绝，先生总是热情相待，从不收分文报酬；善良好客的师母还端茶送水，拿出家中仅有的糕点水果与大家分享；对家境困难的学生，先生还送他们纸笔颜色，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一些从未见过面的学生慕名寄来习作问教，他同样是细心批改，鸿雁传经。即使是在人妖颠倒，自己身陷困境的年代，先生仍冒着风险，诲人不倦，勉励学生坚信知识是有用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绘画艺术是立足千古的大事，不要怕眼前的挫折，一个有千年历史的艺术是不会泯灭的。”那个时候，他画得最多的是以鲁迅诗句为题的孺子牛。这不正是松父先生忠诚于艺术、忠诚于教育的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吗？

　　“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的高尚品德，其根本出自于爱国主义。阎松父先生在国难当头之年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爱国热忱，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当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时，先生携妻及五个儿女，加入到逃难的人潮中，颠沛流离，却丝毫没有忘记用手中的画笔报效祖国。他将亲眼目睹的日寇暴行和难民苦难，以及我抗敌将士英勇献身，负伤后的危难困苦画成各种形式的图画和宣传画，在逃难途中、抗战前线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赈济灾民，救助伤兵，不辞辛劳，忘我工作。大悲义举，感人至深。近年河南省的《邓县文史资料》上，以《阎松父抗战时期的艺术活动》为题详细记载了这一史实，表达了邓县人民对这位爱国艺术家的怀念，邓县人民不会忘记阎松父！先生抛家弃子投身抗日的壮举，深深感动了爱国将领冯玉祥，一九三九年他从陪都重庆前往江津进行抗日演讲时，特地去探望松父先生的妻室儿女，见其家境拮据，不禁黯然神伤，遂拿出自己薪金一千元大洋，赠予师母补贴生活。身在前线的阎松父也在心里牵挂着异乡的妻儿，不时传以书信问候。我在老师的长子阎保罗家中，看到六十年前先生从湖北老河口前线寄给他的一幅指纹牛小画，画中用拇指印出牛身，用笔添上头足，极为生动有趣，上题“保儿存念，三十一年三月松父于鄂北老河口”，舐犊情深，感人肺腑。老师对师母，更是情笃意浓，在他们相濡以沫的漫长人生旅途中，除抗战时期和关进“牛棚”，二老都是形影不离，恩爱如初，一九七八年师母患病住院两月，阎老整日茶饭不思，泪眼相望，陪伴病榻，从未间断，他们的恩爱佳话，堪称人生典范，被后人视为楷模。

　　一滴水珠能够反射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可以窥见人的心灵，松父先生重情义，重友谊，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从他在汉中的一段故事里充分体现出来。抗战后期，“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为慰劳阎松父先生，安排他在汉中司令部官邸小住，但先生不习惯军营中的戒备森严和过分照顾，就在外租一小屋，军中派一勤务兵料理他的饮食起居，他便潜心作画。前方传来捷报，先生满怀激情，欣然命笔，画了一幅八尺的展翅雄鹰赠李宗仁先生，李宗仁非常珍视这件难得的精品，请了一位老裱工精心装裱。一天深夜，老裱工敲开了先生的门，一进去便匍匐在大地大哭起来，连呼“先生救我！”阎松父急忙扶起老人，问明事由，原来是老裱工在装裱那幅雄鹰图时不小心落在泥地上，怎么也弄不干净，害怕军中怪罪，连夜赶来求助。松父先生安慰裱工说：“不要着急，我重画一幅就是了。”于是磨墨展纸，通宵达旦，完成了这幅巨制，令那位老裱工感激零涕。其实他不知道，先生与裱工的深厚感情是自幼就结下了的。先生在读小学时，每每路过一家装裱舖，总是留连其中，不忍离去，久而久之，裱工师傅发现这个小孩很特别，问他是不是喜欢画画，他点点头，裱工叫他画来看看，他大方地拿出笔来，照着墙上的作品画了起来，师傅见他小小年纪如此痴心绘事，便答应将裱好的画借给他临习，从此他与裱工结下不解之缘。直到老年，他仍对裱工师傅给他启蒙时的帮助念念不忘，他常对学生讲：“裱工是为我们画家做嫁衣裳的，我尊重他们的劳动”。他与重庆淳辉阁、成都诗婢家、杜甫草堂等好多地方的装裱师傅都有十分亲密的关系。

　　阎松父先生一生历尽坎坷，数经磨难，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他舍己忘家，精忠报国，在蒙冤受屈的“运动”中，他达观开朗，坚毅顽强，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他孜孜不倦，谦逊好学；在日常生活中，他安贫乐道，朴素节俭；在待人交友时，他真挚诚恳，宽厚随和；在名利面前，他不计得失，澹泊洒脱；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乐于奉献，慷慨无私。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松父先生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高兴地看到，书画热正在悄然兴起，民间渐盛收藏之风。那时他每到一处，总会接到一串长长的求画者名单，身边围满求画、求学的人。他总是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从不收以报酬。我常常陪伴他从早上一直画到午夜，累得腰酸腿疼，头昏眼花，而年近八十的松父老还是精神饱满，乐此不疲。我劝他不要这么累，少画一点。他说：“人们从反对艺术到热爱艺术，是一种进步，是件好事，我应该支持。”我看他实在太累，就把自己临摹的虎选出一些自认为颇相像的，让他配上景用以应酬，谁知他画好后题款写上“明安画虎，松父补景，××同志正”，索画者不高兴地说：我要的是你本人的作品，这幅不算。弄得我不但没有帮成老师的忙，反倒增加一笔画债。松父先生的憨厚、坦诚，可见一斑。现在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当时的松父先生，正是以一颗赤子之心，一个人民艺术家的责任心，一个长者的善心，做着他认为的份内之事，为国家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无私的奉献。而今的某些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追求于浮夸虚名的见利忘义者，在阎老的奉献精神面前岂能不羞愧汗颜啊！

　　没有像阎松父先生那样的一大批前辈艺术家的承前启后，哪有当前艺坛的繁荣昌盛；没有他们的开拓进取，哪有今天艺术的硕果累累；没有他们经历的困苦磨难，哪有今天画家的养尊处优；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哪有今天万紫千红的艺术春天。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腐蚀着人的灵魂，如何摆正道德与金钱的位置，是当代艺术家面临的新课题。未遭受市场经济污染的老一辈艺术家的高风亮节，就象一面明镜，为我们的艺术人生去污除尘，为我们的心路历程投放光明。

　　力命彩笔画幽微

　　阎松父先生逝世已经十七年了，由于他生前几十年蜷居县城，远离都市，信息不畅，他的艺术成就还远未被大众所认识，学术界也还没有给他一个公允的定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松父先生清静澹泊，不慕荣利，他留下大量闪烁着耀眼艺术光辉的精品佳作，令每一位有幸得见的人为之震撼。让我们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展开尘封已久的收藏，对先生的艺术历程作一次初浅的巡礼。

　　松父先生的出生地扬州，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水道纵横，交通便利，南漕北运，船舶必经。自康乾以降，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商品交换活跃，富甲天下的盐商鳞集于此，扬州便成为东南一大都会。经济的发达带动文化的兴盛，一时间人文荟萃， 群星璀璨。“扬州八怪”应运而生，远承徐渭、陈淳、后启海派、岭南。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幼年时的阎松父便受到熏陶。十五岁拜师学画，先师孙汉文先生乃当地名家，袭法“海上画派”，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松父经良师指点，技艺日进，又在先师处得见历代大师墨宝，眼界更开。经勤奋学习，弱冠之年，即打下坚实的传统基础，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为汉文先生代笔了。二十一岁时，汉文先生介绍他到镇江教书，为了提高技艺，他参加了上海美专的函授学习，中西并蓄博采众长，寻求技法创新。第二年在“三三画社”展出二十余幅花卉翎毛，得到观众赞誉。一九二五年他到安徽省会安庆，恰适吴昌硕先生也在此地，松父有幸拜见昌硕老，受其指点，得益终身。在安庆他还结识了肖谦中、韩伯书、易君左、凌铁庵等学者名流，加入了由中小学美术教员组成的“丁丁画社”，经常与画友聚集一堂，切磋画艺，这个时期，他的画以人物、花鸟、走兽为主，尤对江南农村常见的耕牛情有独钟，他时常到乡下写生，水乡的农耕情景在他笔下频频出现，他创作的巨幅国画《牧牛图》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美展。一九三三年在安庆、庐山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作品一百幅，由于画风清新雅致，受到观众好评，画幅被认购一空。

　　松父先生一生爱牛画牛，人称“多牛翁”，他通过对画牛的专工，以图达到造型和笔墨的完美结合。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松父先生除有扎实的传统功夫外，对西画的造型原理也有深刻的理解。他画牛远承南宋阎次平，又吸取任伯年没骨加勾勒的技法，而用笔又多吴昌硕的厚重雄浑，加之对生活的敏锐观察，牛的形象动态谙熟于胸，作画时信手拈来，极尽生动妙趣。一九四七年，先生完成了高二尺长数丈的《百牛图》长卷，历经三年多的时间，这是他早期画牛的代表作。图中百余头牛，坐卧行立，姿态各异，黄牛、水牛、奶牛品类繁多，牛的造型准确，体感浑厚，有破笔皴染，有健笔勾勒，有大块重墨，有轻描淡写，错落有致，疏密自然，虚实相生，穿插合理，呼应联贯，向背群分。再配以水乡景致，柳岸桃花，町上杂树，溪畔散竹，点缀以天真牧童，画面春意盎然，一派勃勃生机。这幅精美之作画好后即为他人占有，直到一九八一年方才回到阎松父先生手中。此时他对画牛又有了新的体会，多次对学生说想再画一幅《百牛图》，然而天公无情，岁月不待，阎老遗愿未能实现，实为憾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界推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松父先生热情致力于传统技法表现时代精神的探索，画出一批造型优美，色彩明丽，构图饱和，笔墨清新的作品，在第一届全国美展及西南地区、省、市、县各级展出中深受广大观众及专家的好评，被认为是中国画革新的先驱者。《人民日报》、《新观察》等报刊先后发表他的《劳动后的休息》、《浴牛》、《评耕牛》、《春郊放牧》、《晚笛》、《归牧》等作品。松父老年画牛，笔力更加沉雄，笔法更加恣肆，造型更加简练，用色更加单纯，往往是大笔泼墨，再稍加勾点，则形神皆出。他画了很多描写江南牧童的画，如《牧牛图》、《柳塘散牧》、《溪桥牧歌》、《归牧图》等等，借以寄托对家乡的眷念，表现出平和、悠闲、恬静、清旷的心境。他画得最多的是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意画，用以表达自己对任劳任怨，乐于奉献的孺子牛精神的赞颂。松父先生画牛几十年，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绘画样式，为传统的手法注入了新的血液，做到了有形、有光、有态又有韵，是新中国画坛一朵灿烂的奇葩。

　　巴蜀画界更多的人知道，阎松父以画虎著称，是继张善子之后的又一画虎大家。松父先生画虎始于抗战初期，那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画家张善子画出举世称颂的名作《怒吼吧！中国》，并发出誓言：“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我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士气，为海内艺苑同人，导其先声。”善子之言也道出了阎松父的心声，这时他感到，传统的山水、花鸟画已经无法表达即将爆发的愤怒，唯有气吞山河的猛虎，可借以发慷慨之豪情。阎松父先生用刚劲的线条勾出虎的轮廓，用厚重鲜丽的色彩进行渲染，以浓重的墨线写出斑纹，构图大开大合，气势逼人，又用狂草之笔画出怒竹劲草，更加显出猛虎跃然山冈、林暗惊风之势。作品一面世，便受到大家欢迎，一时无论前线后方，人们都以得到阎松父的虎画为快事。所以不管是在抗日宣传的画展上还是赈济难民的义卖中，阎松父画的虎都成为显著亮点。这时期他画的老虎都是以奔腾长啸、登高怒吼为主，正是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勇杀敌，抗日救国的时代呼声。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阎松父先生是以“表现虎异乎寻常的美感”为出发点来作深入研究的。造型更加平和，构成更加稳健，形式更加多样。《旭日东升》、《林泉双雄》、《皆大欢喜》、《月夜》、《怜子图》、《群虎》、《浴》等就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纵观阎松父先生画虎，他是以抒发性情开始创作的，所以他画虎人格化是一大特点。“以虎之情态，写我之胸臆”，松父先生总是借老虎的神情表达自己的感情，久而久之，物我两忘，虎人合一，现在看先生画的虎，很多表情都与先生本人十分相象。第二，阎松父先生首创“湿画法”的技法，他画虎初学张善子， 又大胆借鉴了西洋水彩画的技法，在染色纸湿的情况下，以墨破色画虎的斑纹，墨在色上渗透出了更加真实自然的效果；然后用白粉以破笔去破墨，生动地表现出虎毛的质感。这种墨破色，粉破墨技法的创立，为传统的画虎技法开辟了新的天地，为其身后出现大写意的画法奠定了基础。清代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说：“凡飞潜动植之物，必须肖其真形，形合其神自足。”阎松父的老虎造型准确，姿态生动，同时又吸取民间绘画的单纯和装饰性，达到形神兼备，雅俗共赏的境界。阎松父认为虎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大型动物，它身上体现出的威武雄壮，最能给人们以“壮美”的审美体验。他不遗余力地发掘这种美感，将它付诸笔端，使人们在欣赏他的作品时得到美的享受。阎松父画虎的第三个特点是配景精美。虎画的配景，既不同于山水画，又不同于花鸟画，而是界乎二者之间。松父先生对此法的分寸把握得十分恰当。他早年学习过山水画，后游历名山大川，得山水之蒙养，穷变化之规律，所以在画配景时，把山石树木，断崖飞瀑，风竹乱草处理得非常精到。他说：“配景是为虎服务的”，在虎与景的关系上强调主次分明，虎实景虚，配景着笔不多，对虎起到烘托、强化的作用，画面上飞泉有声，草带风势，雾气氤氲，岚烟飘渺，真可谓元气淋漓，满纸生风。用色上为突出赭色的虎，配景多用青绿或水墨，他将石色水色墨色混合运用，笔墨水色浑然一体，透出一种梦幻、神秘的气氛。在色彩、虚实、浓淡，轻重的对比中求得和谐统一，表现出雅致、空灵的意境。

　　除了画虎画牛之外，雄鹰也是阎松父先生常画的题材。他笔下鹰的造型不同于生活中的原形，而是综合了鹰、鹫和雕的特点加工提炼而成，更符合神话传说中“翼如垂天之云，搏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的恢弘气势。如果说阎松父画虎还多少受到一些形象色彩方面限制的话，那么他在画鹰的时候，便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与放松。由于他熟悉鹰的形象态势，作画时挥洒自如，以中锋之笔写出眼嘴和利爪，然后用大笔重墨，浓淡干湿，正侧并举，笔笔写出，力能扛鼎，在流畅、迅捷的笔下组成了神奇变幻的笔墨交响乐。他画鹰无论宏篇巨制或尺幅斗方，皆一挥而就，一气呵成，配以苍松、翠柏、丹枫之类，观众在松父先生画鹰面前，得到的是痛快淋漓、气韵生动的审美快感。

　　由于他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在他偶尔涉猎人物和山水画时，也能得心应手，形神兼备。从他画的《伏虎罗汉》、《泼墨山水》等作品中即可看出。

　　阎松父先生六十多年的美术创作生涯中，大致有四个高峰期。第一个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安庆时期，安庆当时为安徽省会，人文荟萃，先生在此安居乐业，结婚生子，往来学者名流，游历名山胜迹，自一九三三年首次个展后，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个人画展，创作之丰，可想而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抗战后期，形势稍有稳定，先生客居汉中，由于冯玉祥和李宗仁的关系，结识一些上层名流，我知道的有叶访樵、任曼逸、魏紫熙等都与先生过从甚密。这段时期松父先生画过不少大幅佳作，个人风格业已形成。此后先生回到阔别已久的亲人身旁，在江津的生活虽然清贫，仍辗转江津、泸州、宜宾、合江等地举办个展，卖画维生。这期间的代表作为《百牛图》、《群虎图》等。解放后，先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创作也日渐增多。参加全国美展，报刊杂志登载，都是给他的鼓励。这段时期的作品都画得十分丰富，构图饱满，内容充实，技法革新，已获成功。这是他第三个创作高峰期。“四人帮”覆灭后，政策得到落实，松父先生从噩梦中走了出来，被调到县文化馆专业作画，多次到成都出席省政协会、文联会，一九七四年，阎老偕夫人乘舟东下，回到阔别五十年的故乡邵伯镇，老人感慨万分，一位旧友的七律诗，道出阎老的喜悦心情：

　　五十年前旧地游，腰缠画稿下扬州。

　　荒山微月潜黄虎，草地垂扬系黑牛。

　　昔日萍踪停蜀水，今宵帆影顺江流。

　　远行万里多收获，放眼青山更上楼。

　　在此期间，他遍游大江南北的宁、沪、杭和扬州、镇江、清江等地，随后又到安庆、合肥、西安，并北上游览了首都北京，阎老的心情格外舒畅。一九八零年又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先生更是激动万分，豪情满怀，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阎老分别在江津、重庆举办个展。耄耋之年的阎松父笔下更为老辣超脱，笔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几年是他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但因为阎老对人厚道，有求必应，所以画债累累，始终疲于应酬，可惜他自己还有很多想法和计划未能实施，的确是一种遗憾。

　　一九八一年，为庆贺阎老八十寿辰，江津县举办“阎松父创作六十五周年画展”，展出了阎老从四十年代以来的百幅作品，除了虎、牛、鹰之外，人们更多地踟躅于他的一批花鸟画作品前，不由得大为惊叹，很多人不知道，阎松父先生花鸟画的造诣已经达到如此高超的境地。先生以画虎、牛著名，人们索要往往在此二三类中，先生偶作花鸟，皆为兴之所至，毫无功利之虑。清沈宗鶱认为：“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鄙吝满怀，安得超逸之致，矜情未释，何来冲穆之神？”松父先生画花鸟往往是自我遣兴或馈赠亲友，非点戏之作，完全无所顾忌，所以能随意挥洒，直抒心臆，纵横自如，天机偶成。阎松父生的花鸟画非常全面，大小动物走兽、花卉鱼虫、芦雁水鸟、飞禽家畜无所不精。这些全仗他早年打下的坚实功底。他初学任伯年，对其在传统基础上融合西洋绘画的造型手段心领神会，中年又受张书旗“以形写神”画风的影响，他极其重视造型能力的训练，通过临摹、观察、写生，把握其特征，提炼为素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物与神会，形自心出，终成自家面貌、自家风范。他说：“绘画没有难度不行。”他从生活中提炼的物象姿态都极为生动，角度也与众不同。对于“画家画”和“文人画”，他从不厚此薄彼，都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他认为“画家画”重形神兼备，“文人画”重笔情墨趣，一幅好作品，二者缺一不可。他尤其重视笔墨的表现力，认为再好的造型，没有以笔墨的形式出现，都不能称其为中国画。松父先生的花鸟画，最能体现“骨法用笔”的神韵。他作画笔无虚浮，铿锵有力，笔笔如书法，笔笔是形体，形与笔高度结合，皆出之自然；干湿浓淡，轻重徐疾，抑扬顿挫，节奏韵律，全根据创作时的需要，因而笔下之物尽能妙趣横生，意味无穷。阎松父先生的用色非常讲究，既大胆，又含蓄，既鲜丽，又脱俗，在调子中求变化，在对比中求和谐，可谓出神入化，运用自如。刘海粟曾说：“中国画由着色到水墨，表现生活的能力不断进步。如果把每一个色彩都运用得和墨一样熟练，我们的美术作品又会大大改观。”松父先生正是以深厚的功底，革新的意识，超越的勇气，创造了别开生面的艺术风格。

　　曩观他的花鸟作品，画竹瘦劲清远，画兰幽雅飘逸，画荷凝重浑厚，画梅骨气铮铮，画牡丹雍容华贵，画芙蓉清丽可人，画紫藤明艳鲜活，画蔬果简澹有趣。各种翎毛飞羽，对鸟鸣禽，无不详拟其态，生动活泼。画孔雀丰浓妍丽，画仙鹤庄重高洁，画寒鸦冷峻萧疏，画绶带典雅吉祥，画麻雀轻盈灵巧，画鱼鹰水墨淋漓，画锦鸡五彩缤纷，画鸳鸯脉脉含情，勃勃生机，洋溢画面，万千气象，涌现笔端。《写生芍药》是一件即兴之作，用笔极为生动，纵横交错的浓墨叶子疏密相间，穿插自然，花梗一气贯通，与另外几根枝条组成优美的构架，花头以极淡而饱满的粉色大笔点成，后面泼墨的石头将含露欲滴的花朵映衬得更加妩媚动人，用“元气淋漓障犹湿”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向日葵》用笔之大气，色彩之灿烂，泼墨之浓重，构成之简明，非大手笔不能为。《奇石寒鸦》笔墨狂放，干湿浓淡，黑白虚实，一鼓作气，浑然天成，寥寥数笔点出寒鸦，似与不似之间，体现了高古的意境。《泼墨白菜》运用富有质感的线条与大笔泼墨的组合，三部分之间的呼应对比，墨色变化，使空灵的画面蕴涵无穷的意味。先生擅画竹，取法郑板桥，并在书法中悟出用笔之道，《墨竹图》是他四十年代的八尺巨幅作品，画面上一笼翠竹凌云而上，自根至梢，全竹展现，风叶垂露，带雨含烟，充满蓬勃向上之气。《风竹麻雀》瘦劲的竹竿力透纸背，节奏分明，飘逸的竹叶飒飒有风，一群麻雀迎风飞过，生趣盎然，情溢纸外。《蔬果花卉小品》、《花鸟小品》皆为神清气爽时的遣兴之作，一气呵成，无不精美之致。《墨荷图》大气磅礴，笔力千钧，颇具禅意。《冰天觅食图》是松父先生一九四二年在河南邓县所作，时正值抗战中期，又遭受严重蝗灾，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先生有感而作此图，空旷的雪地和残枝上，两只鸟鸦艰难觅食，意境苍凉，寒气逼人，题以绝句：“托意深微画里看，四面风雪两鸦寒。高枝平地遥相视，觅食冰天一例难。”表现了对灾民的深切同情。《春色满园》是画家得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彻夜难眠，欣然绘制的，画中十种春花争相开放，欣欣向荣，题曰：“十种名花十样开，满园春色满亭台。熏风能解吾民愠，燕舞莺飞入望来。”喜悦之情，扑面而来。更应介绍的是阎老一九七九年为当时的永川文化局所作的《百花百鸟》组画，为创作这套一百幅的组画，先生整理了他毕生所作的鸟类资料，又到重庆北碚自然博物馆埋头写生一个多月，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过人的技巧，将标本还原得神气活现，又以一百种花卉相配，这一百幅花鸟无论造型、色彩、构图都极为考究，可以说是集他一生花鸟画之大成，可惜这套花费阎老无数心血的旷世杰作，在以后的机构变迁中，几经辗转，最后送到重庆市博物馆珍藏时已所剩无几了，实在令人心痛万分。阎松父先生的花鸟画，讲造型，讲笔墨，讲色彩，讲构成，讲趣味，讲意境，风格清新，雅俗共赏，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他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理应得到大众和专家的高度推崇。

　　为纪念阎松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重庆淳辉阁发起为先生举行百年画展及出版画集，由于条件限制，时间紧迫，只是在小范围搜集到一些先生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已充分显示了阎松父先生的艺术成就。让我们在欣赏阎松父先生个性强烈的艺术作品时，缅怀他的人品艺德，为我们巴蜀画坛曾经拥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而倍感自豪吧！

　　周明安于蜀都大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