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


 自从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理想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在理想和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

  一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立就受到苏联指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参加了与国民党合作为捍卫中华民国以打倒军阀为目标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争夺领导权,国共分裂,共产党学习苏联革命的办法,组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武装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工业并不发达,和资本主义虽比较落后的俄国相比,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而代表地主、资本家和军阀、政客利益的国民党,背后有着各个帝国主义的支持显得力量更为强大。这样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没有可能通过城市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在接二连三的城市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动广大的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从而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坚持了这条道路,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和进行革命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正是把革命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了强大的威力。
  二是,建国以后从革命转向建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全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立足本国实际,并吸收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探索;一种是立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探索。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苏联已宣布1935年建成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要抗拒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和苏联结成亲密的同盟,后一种倾向居于主导地位,开始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号召“一边倒”。由于和苏联党、意识形态、国家管理上的共性,向苏联学习就是一种必然,在苏联的帮助下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农村的土地革命解脱了对农民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农民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对城市工商业改造,从制度上、力量上确立了国家公有经济的主宰地位,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上的集权体制得到确立。
  1953年苏联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开始认真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包括毛泽东开始尝试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框,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要适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这种探索突出反映在中共“八大”的文件上。“八大”文件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生产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 农业国在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但这时的中国已经建立起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的体制。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与这时的政治、思想状况相辅相成,对毛泽东神化,表现在中国大陆的一切方面。毛泽东听不得意见,更容不得半点批评,他这种思想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民民主意识不高,与当时全国全党缺乏民主的历史的、现实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进行着主观主义的、专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创新。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他并没有摆脱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他想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上,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上,成为“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对建设社会主义有所创新的冲破。他受他主观的、激进的“左”的思想支配着整个中国。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七年赶上美国,使“资本主义绝种”,生产组织要“一大二公”,在指导思想上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57年到1959年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1957年在全国开展“反右派运动”,1959年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钳制不同意见,使数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受到迫害,“三面红旗”2千多万人饥饿而死。他的急于建成共产主义严重损伤了人民的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严重造成国民经济的失调。在正直的共产党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弥补下,从1961年到1966年上半年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恢复。毛泽东从“三面红旗”的失败后鉴于苏共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威望,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铲除异己,继续左的路线,人为的鼓动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伴随着一幕幕的权力斗争,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使中国好的道德传统也受到破坏。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①脱离中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实际,看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不切实际的赶美超英。②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在所有制关系上推行“一大二公”,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③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断言国内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干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生活。④个人崇拜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一伙人的鼓噪下达到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⑤在国际关系上,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南斯拉夫等国的所谓“修正主义”,对一些国家的极左派进行支持,使中国陷入比较孤立和封闭的状态。当然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20年并非一无是处,他为了打破在国际上腹背受敌孤立的局面主导了中美的建交,但他领导中国所走的建设道路必须否定,对国家、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造成的后果是极其负面的。
  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使得邓小平、陈云、万里、胡耀邦等领导人从中总结了历史的正反面教训,制订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开始摸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思维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决地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指出这是国家生产力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要经历的阶段,而且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并提出要认真解决党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要认真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等。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曾多次论述过,“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光用这个办法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工作重心到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建设精神文明、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国防、健全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归纳为10条内容。

  1982年,中共十二大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指出正确认识社会所处的初级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路线政策的根本依据。邓小平说“不要讲计划经济为主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都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