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表言论表示:2014年或可能将迎来全球经济的衰退.在此,2014也或可能是中国外忧内患的一年.在三中全会决定之前,中国国研中心提前透露的383改革方案就有了中国到2020年的改革步骤:2013年至2014年为近期改革、2015年至2017年为中期改革和 2018年至2020年为远期改革,改革内容包含了金融改革、行政改革、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另外还涉及了打破基础产业的垄断性地位，如中国的电信王国、石油行业、中国电力大权都掌握在少数政党既有利益集团手中，这与既有利益很大角力，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要将国企私有化，放弃公有制为主；民间普遍认为撬动国企太难，但最近政府就已经开始在动作：计划消除服务业的外国投资障碍，包含银行、金融业等。政府会想要让外部投资介入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造，就会按照现代企业的规则来运行。但也有人认为不止如此，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消除国企享受的更廉价获得贷款等生产要素及优先获取市场信息等的不公平，但要解决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太难！

是的，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行在13年10月发布的世银报告中再次下降为第96位，官方媒体避谈这个数字，中国方面指称这个评比的测量方法是有政治利益的操作成分在里面，不管如何，评比要素包含了影响企业周期的十个领域：开办企业、获得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缴纳税款、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解决破产等都是表现不良。而一直排在前十的包含了新加坡、香港、新西兰、美国、丹麦、韩国、马来西亚、英国，连小小的台湾地区都排在第16位，优于德国和日本。

岂止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继贸易、内需后投资减弱、公平问题的改革方向被质疑，中国长久以来的双轨制改革提供了寻租的杠杆、貪腐的溫床；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形成的惯性效应，带来后遗症，这是一种接近三代人的思维弊病,就像陈丹青所说的：中国人最伟大的信仰就是一切都不重要，活下去才最要紧，完全的实用主义，没有原则，不安哲学和思想体系行事，一会东，一会西，但他总能过自己那关。

吴敬琏说中国在20年前的改革是1.0版，现在是2.0版，关键在消除垄断和行政干预，他预言中国将进行规模巨大的改革，他把当下的改革比喻成邓小平时代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形势，所以他总体来说认为三中全会是不负众望，但是更有民间草根意见领袖用传统解读官方语言的方式，列数文件所用的词汇中“改革”最多：59次；其次是“制度”44次，再是“深化”30次，所以结论是改革太难、制度不健全、深化不容易。更因为官方用了类似性含糊的深化、促进、加快等的字眼，所以认为政府又在用无法量化无法定性的方式为后面的成效不如人意而撇清责任；最后质疑为改革而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集权的代名词。

只能说骨子里自卑难以信任而否定质疑的人居多，真正在看懂新政府做了什么的——很少。真正改革的支撑在幕后角力。上海自贸区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计划体制外撕开的另一个口子，造的另一个市场，把它养大后再倒逼计划领域逐步改善。自自贸区宣布成立一个月政策都未能如市场期盼的配合，政府又进一步被质疑改革的决心，但最近公布的《意見》），明確了自貿區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具體操作形式，希望操作步骤还是先简化审批手续、縮短匯兌流程等来改善营商环境，但又不至于触及金融基础，等到成熟时再推行利率自由化试点。以利率市場化的问题来看，公布的措施虽然低於預期，但整體政策推進也並非裹足不前。

  如果说民间和学者都在边质疑边看下一个机会，其实对企业主来说最大的机会是跟随政治面和营商大环境的趋势而革自己的命，最大的错过是还在用评论家的眼光来看改革：质疑与不相信。在调查中，有60%以上的企业主认为方向不定、时进时退，用中立观望的姿态看待。认为未来的5-10年改革的前景是仍在社会领域小修小补，很难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是“俞敏洪说“在改变的时代改变自己”，冯仑说“未来十年，民企要大胆伸筷子”，马云说“这个时代不再属于李嘉诚了“，有远见的企业主都先走了几步，其他企业主呢？还在等待倒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