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是现在市场开始关注的一个议题。到底市场会期待见到什么样的改革呢，而这些预期又现实吗？这将是今明两年决定市场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这几年间，从2008以后，股市裹足不前，而这两年更像每况愈下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便明显表现出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在2008年以前，依赖于主要发达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带动，中国出口在21世纪初的前几年迅猛上升，而强烈的外需配合中国在90年代末的各项改革，诸如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等，则带动了国内强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投资需求。这两股力量的合流造成21世纪初整个头十年中国以出口和投资带动的高速增长，但亦带来诸如环境污染和房价高速上升等问题。

　　到2008年后，随着诸如出口增长快速放慢，再加上前几年高速增长过后，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红利已逐步消失，而同时间如消费和科技创新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未能带来太多新的增长动力。因此这几年间中国经济明显逐步放慢，而仅有的增长动力便主要来自政府投资，但这却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在这几年间快速上升。基于监管机构在2010年后对银行贷款给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渐趋严格，因此很多新增的 地方融资平台信贷都以银行表外信贷的形式出现，而这亦是过去几年间中国影子银行问题越演越烈的主要原因。反映在宏观层面，这几年间中国的总体信贷增幅远高于GDP，因此信贷与GDP的比例便从2008年约为120%上升到现在的180%以上。

　　因此，对投资者来说，他们希望见到的改革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一些能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和创造新的经济点的改革，另一类是一些能把中国金融风险控制住的政策。

　　对第一类改革来说，市场上提得较多的例如户籍改革、生育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和减小国企在关键产业中的垄断地位等都属于这类改革的范围。可是，对于这类改革，笔者认为能出现重大改革的机会不高。当然，可以想象，三中全会的报告肯定会提一些户籍改革的东西，比如开放中、小型城市的户籍等，但现在实际的问题是农民根本不愿意放弃他农村里的土地以换取一个中、小型城市的户口，因此开不开放根本影响不大。农村土地改革如果真的全面展开，对中国整体财富分配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农民在土地增值中得到的巨大利益，亦可能成为城市新一轮投资的推动力。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农民的额外土地增值收入将代表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减小，这问题对已经富起来的沿海城市可能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对内陆刚起步而还十分依赖卖地收入来投资基建的地方政府来说，这矛盾就大很多。

　　实际上，在所有的改革中，如何打破国企重点产业中的垄断，并引入其他类型资本的竞争，是最重要的一项。这将牵涉到政府要首先减持手中国企的股权和引入竞争，并尽量减小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但看来，今年的三中全会不可能在国企改革中有什么大的突破，因它牵涉的利益面太广泛。

　　对第二类改革，就是控制中国的金融风险方面，笔者相对较为乐观。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再分配和地方政府将来的债务安排。根据我们和不少国内官员和学者讨论所得，现在最大可能的方案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大体不变，但中央会从地方政府手中收回部分事权，以令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分配跟收入分配的比例较为接近。现在我们听得较多的是中央政府会收回诸如社保、基础教育和部分医疗卫生等支出项目。另一方面，对市场最关注的地方债问题，如果真如市场上所讲将来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将被经财政部审批后才能发行的地方债所替代，那可以想象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增长会放慢，这对市场来说将是一个正面的讯息，因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将有所降低。当然，市场更希望知道的是现在已经发放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将如何处理，但这已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其他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已经谈论了一段时间，因此对市场不应再有更大的影响，而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市场现在持较观望的态度，等待具体政策出台后再作打算。

　　总而言之，笔者对这次三中全会能启动一些控制金融风险的政策较有信心，但不认为有什么新的改革能出台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