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式、外延型、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风险日益加剧，长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一些条件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国经济从粗放转向集约，从外延转向内涵，从数量转向质量，从速度转向效益，这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因此，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才能实现新突破。

　　201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因此，加大改革力度对做好未来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的辉煌。然而，30多年GDP的高增长，也导致粗放式、外延型、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风险日益加剧，长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一些条件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国经济从粗放转向集约，从外延转向内涵，从数量转向质量，从速度转向效益，这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因此，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才能实现新突破，开创未来30年经济发展新局面。

　　一、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目前，我国经济一方面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却十分艰难。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下一个30年，政府应淡化GDP崇拜，坚决推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从长远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是当前和今后贯穿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二、淡化GDP盲目崇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在GDP高增长的背后，通胀压力加剧，地价与房价越压越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在不断地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这些都是制约经济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在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而是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对体面劳动、有尊严生活的基本要求。适度放慢GDP增速，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确保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三、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当前，诸多社会不公现象都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只有发挥好政府的组织社会保障职能，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环境等方面不断推出新政，保障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利益；只有发挥好政府的调节社会分配职能，才能有效遏制社会财富短期内向少数人聚集，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四、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30多年来，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经济价值洼地。然而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将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另外，“资源红利”衰减后也将使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必将不可持续。当低成本优势和廉价资源红利不再的时候，中国必须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成本上升压力，加快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

　　五、加快行业兼并重组

　　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不断加剧，提高产业集中度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是有效应对国际经济调整新变化、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行业重组涉及地方税收、就业拉动、产业拉动、GDP增长等一系列因素，因此，在兼并重组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推动作用，积极牵线搭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要建立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利益共享。

　　六、提升第三产业质量

　　在世界经济继续低速增长的态势下，发展第三产业是一条既刺激经济增长又能调整结构的重要途径。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主要差距不在制造业，而在于服务业的质与量。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必须培育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第三产业不仅是城乡居民就业的巨大“蓄水池”，而且是各类高、中、低端高附加值服务业的主战场，包含有庞大的高科技创新体系及研发产业，以及围绕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物流支撑体系。可见，提升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质与量，必将成为转型升级、增加就业、强国富民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