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西山公园钟楼上有座格言碑，碑高5米，四面各宽1.3米。此碑不仅是万州人引为自豪的瑰宝，也为我国优秀的碑刻文化增添了闪光的一页。

　　刻碑的巨石来之易。据亲眼见过的老年人讲，巨石采自公园附近的望马石，每天几十人用下面垫圆木滑动的办法，连拖带推，花了半个月时间才运到。

　　据说，这块巨石原是想给当时驻万县的最高军政长官——陆军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兼万县市市长王陵基做德政碑用的，后来，王的一位幕僚建议说：“历史上为自己树德政碑的人，很少有不被后人唾骂的。师座不如不留姓名，只写些好的格言刻在碑上，说不定人们因之受益，反而还会长久念及师座呢!”王陵基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便请万县晚清拔贡谢仙庄先生写了近千字的处世格言，刻于石碑的4方。由于这些格官言简意赅，浅显易懂，很快便在万州城乡广为流传，对群众的思想品德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原万县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陶梅岑先生，曾在万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著文介绍此碑，他说：“解放前我上初中的时候，喜欢格言碑上的大字结构宽绰，书写遒劲而又流畅大方，常于其下留连指画，并吃惊地发现：父亲和老师有时用来告诫我的话，竟出自这块碑上。”可惜这些格言，在“文革”中竟被当成“四旧”全部铲磨掉了。“文革”后，乡人谈及此事，无不愤慨、惋惜，都希望有一天能见到此碑重刻。

　　近十多年来，经过本地史志工作者们的努力，逐渐整理发表了一些有关此碑的资料。陶梅岑先生广搜博求，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并访问过一些背得碑文片断的老人，请他们回忆、印证，同时又认真阅读了一些诸如《增广贤文》、《菜根谭》、《朱柏庐治家格言》之类的处世格言名著，加以比较研究。结果发现钟楼碑上的格言全为作者自己所作。当中有少数格言的内容，虽历代先贤已有类似论述，但谢先生并未原文照搬，而是根据此碑文体、结构的需要，以自己的语言出之。有的经过作者再创作，去芜存精，在思想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已有了丰富和升华。多数格言则为作者自出机杼，道人所未道，喻人所未喻，用浅近的语、喻，阐发深刻的思想，金针度人，令人过目不忘。陶先生认为：“历代不少处世格言名著，于大量精华之中，都不免有封建糟粕糅杂其中，而西山公园格言碑，则无半点宣扬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当然与作者虽身为晚清拔贡，但后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树立了反对封建的思想有关。从这点上讲，西山公园钟楼格言碑更高出了前者一筹，以致这些六七十年前写成的格言，用今人的眼光来读，仍觉得无可挑剔。” 四川省原文联主席、老作家马识途为重刻格言碑写了《跋》，认为原钟楼格言碑“才艺双绝”，称这些格言‘‘义近而旨远，文浅而意深，实为欲安身立命于人世而堂堂做人者之处世箴规，亦为黎民百庶凡夫士子延吉纳福之警世诤言，更可为沉溺宦海、少恩缺德、悖理弃义、鲜廉寡耻、欺世盗名、不忠不孝、奸宄不法之徒一当头棒喝，于世道人心颇有裨益。”还说：“值此社会转轨之际，物欲横流，世风不良，颇多见利忘义、循私枉法、尔虞我诈、伤风败俗之辈，重刻此碑，实可起振聋发馈，警顽立廉之效。”

　　2006年七月十九日的《书法导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陶梅岑亲笔书写的万州格言碑碑文，陶先生在“前言”中说：“我无意亦无能通过书写显示自己的创造才华和个性，谨以虔诚、澄净之心，用自己习颜的一点薄技，恭谨承载故乡先贤所撰之格言，助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并能为当今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则微愿足矣！”因篇幅所限，格言碑不能全文照录，只能摘选几段以飨读者：

　　能以父母爱我之心事父母，则无不孝；能以已爱子女之心事父母，亦无不孝。于外人则称弟呼兄，谓示亲爱；于弟兄则阋墙寻衅，视若仇雠。试自思之，能无愧汗？子弟要教他明义理，若根本不端，便为世界添一坏人；又要使他习职业，若听其闲荡，便为世界添一游民。何以知其为益友？时时规吾过者是；何以知其为损友？语语顺吾意者是。

　　勿谓机诈可以欺世，须知天下并无愚人；勿谓诚信难以感人，须知人类并非木石。好为诳言欺人者，后虽有诚实之言、天日之誓，人亦不信。思过是修身第一法，节欲是养生第一法，知足是安心第一法，知耻是自强第一法……

　　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没、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地位的今天，学习和实践上述格言，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