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谈到剥去事物表象看到其复杂性与核心所在时，有个很生动的词叫“剥洋葱”（peel an onion），中国比较对应的成语应该是剥茧抽丝。用“剥洋葱”的方式来看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应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这个让经济学家再三跌掉眼镜、严重打击消费者信心并让政客们沮丧不已的“洋葱”，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遗憾的是，太多的理论和政策都从常规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失业，就好比医生看到体温高就让病人挂吊瓶或吃退烧药一样，有时这不但不能治病，反倒常常贻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严重者甚至会导致生命危险。

　　那么，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这个洋葱究竟复杂在哪里？剥开层层洋葱皮后的核心又是什么？透过剥洋葱皮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又有哪些启示？

　　妙手不回春，总统也无奈

　　其实，早在2009年4月，全球尚在金融危机的风暴眼中时，就业已成为伦敦20国峰会上世界领导人的主要关注点。这一点可以从会议的主题—稳定、发展、就业（STABILITY/GROWTH/JOBS）中一目了然。当时我曾提出，这一主题的顺序应该调整为“就业、稳定、发展”，因为这三者之间其实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应该说，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一观点正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在美国，从总统到老百姓，从经济学家到总统候选人，就业成了最热的话题，各级政府不遗余力，种种举措一个接着一个。

　　2010年3月11日，奥巴马发布关于国家出口的总统令（Executive Order – 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把创造就业的宝押在了出口这个赌注上。他颇为自信地说：“创造就业，确保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美国政府的第一优先目标。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确保美国公司能够在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增加美国产品、服务和农产品的出口。出口的增长会创造优质、高薪的就业机会。”

　　奥巴马通过增加出口创造就业的理由似乎顺理成章，他的总统令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美元贬值，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生中产阶级对美国货的需求持续增长以及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使得美国2010年的出口额骤增至1.28万亿美元，增幅达21%；对华出口则飙升32%，达到919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可是转眼一年半过去了，令人尴尬的是，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9%以上，显然，增加出口并没有解决失业问题。9月8日，奥巴马又宣布了新的促进就业计划。

　　2011年9月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保持在9.1%的水平。自从2009年5月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仅有两个月低于9%。这当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党政治斗争的焦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在6月30日特地选择了奥巴马两年前为推动经济复苏计划时参观过的一家工厂借题发挥。这家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艾伦棠市（Allentown, Pa.）的钢铁厂，当初被奥巴马称为“希望的象征”（a symbol of hope），可是如今已经倒闭，园内杂草丛生，败井颓垣，罗姆尼因此称其为“失败的象征”。

　　奥巴马在9月8日对国会两院发表关于创造就业的演讲，推出《美国就业法案》（American Jobs Act），要求国会批准4470亿美元的预算支持创造就业机会。他呼吁议员们置国家利益于两党政治利益之上，立即通过他的计划。他说：“问题在于，在面对国家持续危机之时，我们是否能够停止政治的把戏，实实在在地做一点对恢复经济有利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奥巴马本人其实也是他所批评的政治把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恰恰是因为政治把戏，美国国债遭到降级，也恰恰是因为政治把戏，美国经济迟迟难以复苏，就业难以恢复。

　　不出所料，奥巴马在国会的讲话引起的反响以党派为界，泾渭分明。民主党在支持总统之际借机发难共和党，共和党则不甘示弱，反唇相讥说奥巴马两年半的执政一错再错，这一新法案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不但无助于创造就业，反倒会延缓经济的复苏。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切·麦克乃尔（Mitch McConnell）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根本就不是就业计划。这是彻头彻尾的再选举计划。”《今日美国》第二天发表的文章标题更有意思：《奥巴马就业计划是要保他自己的就业》（Obama's plan is also about saving his own job）。毫无疑问，就业将成为共和党、民主党角逐总统宝座的关键一战。

　　浏览媒体的评论和学者的文章，再看政客的谈话，无一例外地把高失业率和经济危机结合起来，所以，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结论，美国的高失业率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定性为周期性（cyclical），似乎经济恢复之日就是失业率降低之时。其实不然，美国的高失业率固然是因为金融危机引发，但其性质并不是非驴即马这样简单的结论。好比一个人因为跑步突发心脏病，就把跑步定性为心脏病的病因一样可笑，心脏病也不会因为停止跑步就不治而愈。依本人之见，美国高失业率的核心，其实是经济周期掩盖下的结构性（structural）失业。让我们试着一层层地剥开美国失业这个洋葱。

　　第一层洋葱:就业两大主力军受挫，元气未复

　　美国雇佣市场的两大主力军一是零售业，二是房地产业。说它们是主力军，一是因为两者均为美国为数不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二是其行业性质使得职位因业务外包流失海外的可能性比较小。零售企业如沃尔玛，是美国非政府部门最大的雇主，在美国本土的员工数有120万之众。整个零售行业则是美国的第二大雇主，雇有1550万员工，占全美就业人数的11.6%；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在2006年10月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占全国非政府就业人数的6.7%。

　　但恰恰是这两大就业主力军，在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步履维艰。从零售业的角度看，美国消费者在金融危机后惊魂未定，面对高失业率、高负债率、高油价根本就无心消费；同时，零售商面对海外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坚挺，还不得不提高价格。这样的局面下，很难想象零售企业会新开很多商店。何况，网络销售和日益发达的智能手机正在冲击传统的零售业销售方式。

　　房地产业更是凄凉。截至2010年8月，该行业占美国就业人数的比例已经从高峰时的6.7%滑落至 5.1%，仅2010年5-7月就减少职位61000个，而与房地产有关联的工作则丢失了56000个。而房地产的危机还远未结束。

　　可以肯定地说，零售业和房地产业不繁荣，就业率就不可能得到可持续的恢复和提升。

　　第二层洋葱:不是没有赚钱，是赚了钱不用加人

　　传统的生产效率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所以无论科技如何发达，机械化和自动化如何提高，企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和员工的人数成正比。在跨国公司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上，“人数”（headcount）总是各部门用得最多的一个词，人力也是最稀缺的资源。传统的美国公司在人力资源分配上天经地义的原则是，你业务做得越大，分配的人数就越多。申请的人理直气壮，批准的人理所当然。但是，这一原则在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金融风暴中，美国公司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并购和历史上罕见的资源整合：有两厢情愿的强强结合；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经典之作；也有政府乱点鸳鸯谱的包办婚姻。如同任何时候一样，公司并购后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裁员。

　　其实，美国经济的支柱—企业在过去两年的表现不错。2011年，标普500成份股公司的利润预计将在上年已经上升47%的基础上再递增12%，创历史新高。可是，公司赚了钱就雇人发展业务的现象并没有重现，倒是很多公司把钱用来回购自己的股票。仅2010年，美国公司用来回购股票的资金就高达2990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117%。而失业率却仅仅从2009年最高峰时的10.1%降到现在的9.1%。美国公司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削减人力资源上的投入，因为它们发现，“人数”和公司效率、公司的市值已经不再成正比。

　　第三层洋葱:国际化战略

　　—不是不雇人，是没有雇美国人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纵观全球市场，美国是一个成熟且受到经济危机打击的市场，此外则多是新兴市场。这是大格局，即结构性的市场框架。

　　其实，美国公司并不是不增加人力资源，而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在美国总部削减人手，一方面在海外招兵买马，实施贴近海外消费者需求的战略。比如过去两年，汽车巨头通用和福特在美国都大大“瘦身”，截止到2010年6月，美国汽车业的就业人数萎缩到62.3万，创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过去一年有所恢复），可是在中国，它们业务的飞速发展却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出现传统的正比现象。就在美国汽车业最难过的2009年，汽车业在中国的直接就业人数猛增到446万，其中，美国汽车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

　　2010年，百事可乐宣布，此后3年在中国增加投资25亿美元用于扩大生产；可口可乐不甘落后，2011年8月宣布在中国追加投资40亿美元。像这样的消息几乎天天见报，除了中国，跨国公司在其他海外市场的投资也呈持续增长的势头，毫无疑问，这些大手笔的投资都将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曾就职的欧迪办公，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美国削减人数，包括削减总部工作人员和因为关闭商店导致裁员，可是该公司2006年进入中国后，业务迅猛发展，短短几年就建立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分公司，员工人数已达800多人，成为中国最大的办公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及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之一。像这样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招兵买马、在国内裁员的外盛内衰的例子，数不胜数。

　　第四层洋葱:全球化浪潮

　　—不是没有工作，是工作被外包

　　“外包”早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时就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曾严厉批评美国公司的外包和海外避税政策。2004年8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71%的美国人认为外包模式伤害了美国经济，高达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对外包工作的公司采取惩罚性举措，包括征收更高的税负。

　　反对归反对，企业逐利的本性仍使得外包愈演愈烈。起初是接线生这样的工作，再到后来是IT的服务和维修，直到现在，连人事部门的资料分析、商品销售的报表和资料统计、财务部门的工资发放，甚至员工的医疗保险管理，都在外包范围之内。今天，如果你在美国拿起电话订一张飞机票，接听电话的航空公司人员极有可能坐在印度或是中国某个城市的办公室里，而且，他可能曾经在美国总部由将要被他取代的那位员工手把手地培训出师。

　　到底有多少美国的工作被外包？没有人知道，因为法律并不要求公司就此备案。有关机构认为，2000年以来，至少有40多万份工作被外包，其速度达到每月12000-15000份。也有的报告认为，每月外包工作的平均数至少在20000个。别忘了，这还不包括1983年以来流失到海外的将近200万份制造业的工作！专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外包的职位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更有依据的测算方式是看一看印度外包业的就业规模：2008年，外包在印度创造的就业人数达400万之众，该国7%的GDP出自外包业。当然，这里的外包并不光是为美国公司服务，参观印度的外包公司好像参观联合国，一个个隔离区分别挂着美、法、德、意等国家的旗帜和他们所服务公司的标识，有的甚至穿着印有公司标示的制服，俨然一副世界大家庭的模样。

　　在《世界是平的》中，托马斯·弗里德曼生动地描述了当代世界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可以说，《世界是平的》对美国失业率的结构性问题的战略分析，有剥茧抽丝之功和披沙拣金之力。

　　第五层洋葱:不是没有工作，是应聘者受教育水平太低

　　其实，在美国高失业率的后面，掩藏着一个很有讽刺意义的事实，那就是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是企业招聘不到合适的人选。

　　从教育水平与失业的比较关系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就业率越高，或是失业的可能性越小（附表）。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大量转移到海外的工作，都是蓝领低技能的工作，比如接线生、流水线的操作工，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教育水平就可以胜任。可是，大量这样的工作转移之后，剩下的就业机会就显得僧多粥少。所以，每逢有什么招聘会，就会出现美国罕见的排长队的壮观景象。2010年，我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看到人们排了一个长队，好奇究竟是卖什么稀奇产品值得最没有耐心的美国人如此委屈，结果随那个队伍拐了好几条街才发现，人们竟然是赴一个招聘会。

　　根据2007年的一个报告，美国16-24岁年龄段的人中，共有620万人高中未能毕业，其中大部分为西班牙语种的少数族裔或是黑人。根据2010年的一份报告，在美国，每天有7200个学生从公立高中退出，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将近30%拿不到毕业证书。这种年轻人高中没上完就流入社会的现象，在美国被称为持续不衰的高中教育危机（a persistent high school dropout crisis）。恰恰是这样一个群体，形成了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创新大国格格不入的人力资源瓶颈，奠定了高失业率的结构框架，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位总统不遗余力加强教育的努力之中，令人不能不感慨教育改革的步履艰难。

　　美国高失业率的启迪

　　通过剥开美国失业这个洋葱，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它由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引发，但作为一个滞后指数，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中却好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宠物，远远滞后，徘徊不前。究其根源，虽然有周期性的原因，但其实更多在于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瓶颈。这一瓶颈的突破，不但需要企业、行业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正确政策的导向（像奥巴马的“国家出口战略”总统令虽然动机不错，但对于降低失业率只能是隔靴搔痒）。而任何公司的战略和政府的决策，都不能离开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日新月异的世界新格局。国与国的竞争将最终不再受到国界的保护和限制，国家的竞争力可以各有千秋，然而最终，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决定人才优势的，则是全民教育素质。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有太多的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人口—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可以说，就业对于中国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重要。“十二五”纲要提出了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5%的指标。这个目标很具挑战性，但更具挑战性的是流动在中华大地上的农民工大军。他们的失业和就业并不在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监控之中，而这批日益壮大的劳工大军，不但很多人没有上过高中和大学，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也不会去上高中和大学，他们自身和下一代将会在变平了的世界中受到严峻的挑战。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切切不可被眼下的“用工荒”所迷惑，所有决策必须结合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一个国情，打造一个创造就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框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就业，中国的战略发展顺序还应该是：就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