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专业政治”与美苏的利益集团

　　如果说前两个世纪的德国消解了所谓“政治问题专业化”的前提意义，那么新加坡就是“政治问题利益化”的好例子。新加坡的兴旺发达首先得力于其政党文化的成功，它不愧是现代型的民主政治，其奥秘就是人民行动党处理好了西方和亚洲、政府与民众、执政党与非执政党、政府内部等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新加坡最大的政治就是地区稳定、经济繁荣、种族和谐，人民行动党建立了党内和政府本身的利益分配及其透明机制，如政府机构权力分配和运作机制、公务员选拔培养机制、防腐反贪机制，从而由内到外产生政治上的震憾与利益上的服众。

　　新加坡公共服务的高水平，精英主义，“高薪”的功能由“养廉”到“揽贤”转变等等表现与措施，充分说明专业性的价值，由于对人才的渴望与重用，新加坡的政治就是“专业性的政治”，而不是亚洲各国常有的官僚政治。有趣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员除了头衔和姓名外，有的还加了个后缀，如医生、教授，新加坡是首先解决了政治问题即民主公平公正等问题之后，人才和专业问题才发挥其作用，而不是倒过来。“政治问题利益化”即将政治问题公开公平地转换为解析、分配各种利益，值得提倡。

　　同样是民主体制，美国和新加坡不同之处在于有着突出的利益集团现象。美国的利益集团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劳联产联等，本质上是公开的专业或专门的团体协会等，他们的主要手段有媒体造势、游行罢工、影响政策、法庭陈述等，如反对种族隔离能够取得胜利，重要原因就在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长期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但美国的利益集团并不是暗箱操作，而是公开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是政治表达的替换形式，汇合起来就变成了大众的利益。

　　已跨台的前苏联也存在利益集团，但与美国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一种既得利益集团，是在苏共特权下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他们擅长将各级官员们的大小利益进行政治形象包装，从列宁时代开始，就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所谓“公家的财产”设立专门的医疗饭店，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任内的干部特权日益强化，最后到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的名义搞改革，最具专业水平的“党国精英”们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新贵和富豪。在这里，是党国精英们的个人“利益”而不是“专业”决定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命运。

　　当今中国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国内国外，左派右派骑墙派，各路人马都开出不少药方，要建立公民社会，政府不要越位缺位，顶层设计，小政府大社会，头头是道，但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愿不愿放权，谁来放，放到什么程度，自抽嘴巴可以，断臂求生谁干？石油垄断，是为了国土安全；银行不开放，是为了经济安全；烟草、盐等等的专卖，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如此等等，一切都是以国家、人民、公共性等政治的名义，要看到既得利益集团逐利的本质，其实当政者不比任何人蠢，食肉者鄙之说只是一种意淫，利欲熏心才是最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