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在变，货币政策也要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如果货币政策调整得太快，企业就会存在不适应的问题。在我国做企业，要学会适应快节奏的政策调整，否则一旦误判了形势，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频繁调整难免出现超调现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形势急剧动荡，我国货币政策也动荡不停。从2008年9月到2012年6月，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达19次之多，其中降准7次，提准12次，调整之频繁前所未有，以后恐怕也难以见到。
央行之所以频繁使用这个工具，这与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有很大关系，央行希望用这个工具来准确地干预经济，使市场的流动性能够与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相吻合。
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上交到央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应对存兑风险。上交的存款与吸纳存款数之比叫做存款准备金率，央行通过操作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商业银行可以放贷的资金数量，从而调整全社会的资金流量。
这种调节方式就像给商业银行装上了一个水笼头，经济形势好不好，只要拧拧水笼头，拧紧点流动性就变小，拧松点流动性就增加。提高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能够迅速调节社会上的资金流量，是一种常见的流动性调节工具；另外一种常见的工具是存贷款利率调整。
两者都可以调节流动性，可是作用却不一样，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立竿见影，而调整利率是温水煮蛙。正是这种立竿见影的快速高效，在我国格外受到重视，这一点体现了中国特色。快速高效的政策执行起来固然酣畅流离，但是留给市场的后遗症也是非常之大。
企业家处在有钱和没钱的大喜大悲之中
回顾这几年货币政策的变化，温州人的境遇就是一个最好的晴雨表。其他地方的企业家也大同小异，只不过温州人较典型并且引发了高层的格外关注。
2009年货币宽松，房价大涨。金融危机之后，央行实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接连下调了4个百分点，市场流动性立马宽松，2009年信贷投放达到了9.2万亿的天高，几乎是2007年的3倍。如果说金融危机刚发生的时候，市场上缺少的是钱，那么到了2009年市场上唯一不缺的就是钱，就看企业家敢不敢贷。
以我国企业家的性格，能贷到1万是绝对不会借8千的，温州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温州人觉得钱好赚、财好发，他们不断地借钱，然后到全国各地去炒房地产。各地的房价火爆上涨，温州人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发现只要手中有钱，买了房子，就能鸡生蛋，蛋生鸡，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于是他们也懒得去办什么工厂了，干脆去买房子。
为了能赚更多的钱，人性的弱点再次暴露，那就是贪婪。他们不断地借钱，终于借出了问题。
温州人是先富起来的群体，本身就不差钱，可是，再多的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高利润的诱惑实在是太强烈了。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去借钱生钱。他们也懒得考虑自己的偿付能力，都希望借尽可能多的钱，于是能借十万的借百万，能借百万的借千万。
从银行借钱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他们就去借高利贷，造成温州高利贷盛行，普遍的月利息是3-4分，相当于年利率40－50%，最高甚至达到了180%。他们相信，只要房价继续上涨，他们就有钱可赚。
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为了稳定房价，2011年央行来了一个180度的反转，采取了极其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和房屋限购限贷政策，存款准备金12次被提高，从银行再也难以贷到款了，而房子又不好卖。温州人一边要还本付息，一边房子又出不了手。
为了维持资金链，他们只好借新债还旧债，他们相信，只要能借到钱，就不怕，他们坚信房价上涨的速度会高于高利贷的利息，所以他们敢借。
这要是在2009年和2010年根本就不存在问题，可是时间到了2011年下半年，问题就大了，温州人从银行借不到钱了，高利贷也借不到了,资金链开始断裂。
有的温州人没辙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开始了跑路。也有极少数心里承受能力差的，从楼上跳了下去。温州市长说，我们温州人就是血性，他们宁亏自己也不亏别人。
贪婪遇到宽松，快乐来得快，痛苦也来得快。温州人这所以有这么一段艰难的时光，同他们不理性的投资有直接关系，也同大起大落的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
眼下日子难过的企业家，都是因为他们在前两年误判了形势，借了很多的债，盲目扩大投资的结果，现在遇到经济形势不好了，企业营收难以偿还背负的债。
到了2012年，货币政策又开始转向宽松，风水转得很快，该倒闭的企业已经倒闭了；没有倒闭的企业又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我所担心的是，有些企业家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在中国做投资需要保持足够的理性，无论什么时候，保持充足的现金流是第一原则，千万不要因为借钱容易就背上超高的债，要知道借债总是要还的。
投资主导之下，货币政策有难言之隐。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急速变动就如同给病人用猛药，短期有效，长期却不看好，具体表现为政策的大起大落，让企业难以适从，企业倒掉很容易，要培育起来却很难，所以经济过热的时间不长，过冷的时间特别漫长。
这一点我们同欧美发达国家不一样，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许多年都不变，企业完全可以预见到未来。比方说美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基本上不变，而且非常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11年就宣布美国三年内都不会调整基准利率，这就让企业家心里有数了，他至少可以作三年的打算。
如果说央行决策者不懂经济，那是天大的笑话，央行决策者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都是顶尖的经济学家。2012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说：目前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空间可以非常大，但不能随意上下调整。说明经过这几年货币政策的调整，央行已经对存款准备金率这个货币政策工具有了新的认识。
我国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变化太快，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长期以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位因素是投资，投资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项目少则几十亿，多则上千亿，项目对银行的依赖性极大，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直接决定了项目的进展程度，也直接决定了GDP的增长速度。
如果要保持GDP在一定位值的增长，那么没有什么比调整货币流量来得更快、更直接了，这是我国货币政策频繁使用的重要原因。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还不是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还是计划管理的一种手段，但计划一定是难以跟上市场的，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也说明宏观部门在驾驭宏观局势方面还不够成熟。
成熟的货币政策应该像一双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市场的创伤，却不会留下太多的后遗症，今天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没有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