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接到来自故乡高中母校的电话，吉老师说母校要搞校庆，我是走出去的“佼佼者”，希望能为校庆写点回忆性的文章，并把我的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寄一份，让师生们见识一下，因为这在小地方算是稀罕物。起初，我是一口婉拒的，我这个人天性不太愿抛头露面，况且觉得还年青，又没啥大成就，就不想折腾这类往脸上贴金的事。我感觉吉老师似乎有些失望。静下来一想，又觉得不妥。不管怎么说，母校专门打电话来说这个事，总是有考虑的，一口回绝似乎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

来自母校的声音是真诚的，唤起了我关于母校久违的记忆和种种思绪来。我这个人与学校的缘分不浅，读书、教书前后在学校呆了22年，其中中小学10年，大学4年，大学毕业后教书2年，读硕士3年，读博士3年。读过书的学校有9所，其中小学3所、初中1所、高中2所、大学以上3所。但在故乡高镇中学的2年高中，却给我留下铭心刻骨的独特记忆。

屈指算来，辞别母校已20多年了。期间，我回去过几次，但物是人非。母校虽也在发展变化，但她透出更多的是沧桑和落寞，似乎慢慢地被时代向后抛去。事实上，我的故乡又何尝不是如此呵！

但我心目中的母校，却永远是我初见她的样子：一个充满希望、活力和生机的所在，一个寄托着穷乡僻壤孩子们全部希望的神圣殿堂。2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吧，母校在当地方圆几十里，算是庄严、气派的所在，特别是对于从未见过“世面”的土头土脸、终日饥肠饥肠辘辘的少年们来说，甚至可以说“金碧辉煌”！我们那时还没有见到过城市，逢五、逢十的日子去“赶集”的镇子，名为“高镇”的，是我们见到过的唯一比村子更大的世界。镇子是一个两排砖石窑洞夹一条土街，凹凸不平的街道有一个大陡坡，占地方圆大概不超过半平方公里。遇集时这里人头攒动、尘土飞扬，角落里衣服褴褛的乡亲们在做着小生意，卖点农具、水果、大葱、辣椒面一类东西。那时，火车我们是不可能见过的，事实上二层以上的楼房也没见过，电灯也没有，更不用说电话电视了。偶尔看到一辆大卡车驶过，我们要追着它跑上几里地，去嗅那汽油的“香味”，落我们一身厚厚的黄色尘土。

母校高镇中学那时犹如鹤立鸡群，在群山环抱之中，优雅地坐落在镇子的东南头、小理河川下游约一里地的坦敞地方，一圈院墙方方正正，周长估计有一里多地，包围着四、五排窑洞，每排大约有十几孔，还有几排当时陕北比较罕见的砖瓦大教室。校院中间的地方是一片空的泥土地，算是广场吧，边上有几间小平房。多少年了，我记忆深处总有那么一种感觉，母校纵横交错的一排排窑洞是那样地恢弘气派。以后我到过十几个国家，见过世界上各式各样气势宏大的著名建筑，但震撼似乎也不过如此。

进入母校前，她向我展示的是一片静谧和庄重。外人似乎是不大容易进入校园的。记得儿时村子里的一个伙伴因患骨髓炎而发高烧，在送往镇子卫生院的路上一路胡话，说口渴要喝高镇中学的“自由水”。休要怪他说错，那时我们不曾有机会喝过从水龙头流出的自来水！母校确实有一个开水房，在校园东北角一隅。灶房也在那里，灶房、开水房都很小，黑乎乎的，窑洞当中有几个硕大的锅，用来蒸饭蒸馒头、熬大锅菜。后来，灶房搬到了校园西头，条件改善了些。

我是作为村子里的刘楼中学（初中）的保送生进入母校读书的。本来，保送生也可以参加县里组织的初中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但就在我要进考场的一刻，临村的一位来自另一学校的保送生高姓伙伴跟我说，既然保送了就不要再考了，否则考不好很丢人。我一听似乎有理，就放弃了中考。我及我周围人都孤陋寡闻，不知道参加统考有机会升入更好的县城中学。以后的求学生涯，我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世事无常，也许这正是我与母校命定的缘分！回头感悟，我觉得一个人不管置身何处，大可不必拘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只要信念不倒总会有机会。圣经上说，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也会打开另一扇门。我当时虽然没能升入县城中学，但后来依然获得了中国社科院的哲学博士学位。要是当时参加统考，或许优先选择了上中专，或许真的上了县城中学，谁知道呢！人生轨迹不能假设，其实也必要假设。不一样的道路，有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是1979年入学高一的，共五个班，300多学生，学制是2年。我所在的是高一三班，后来才听说是个重点班，有不少高分学生和保送生。后来同级毕业生中考上大学和中专的，我们班确实多一些。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迟迟没有吹到边远的故乡，乡亲们的生活依然贫困艰难。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穷孩子们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的最大梦想，也寄托了家长、家庭和整个家族光大门楣的一线希望。那时考大学很难，真正是百里挑一，不比现在买彩票中奖容易，但毕竟周围有“鲤鱼跳龙门”的。考学跳出农门，也许算不上“高尚”，但确实是我们当时最真实的、最能提供学习动力的内心世界。多年后，我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时，一位来自湖北的同事、也是中国社科院博士师兄，聊起过类似的话题，说高考前老师给同学们训话，最铭心刻骨的一句是“今后你们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考了”。让人忍俊不禁，但可能是我听到的关于高考意义的最经典诠释。

“知识改变命运”，乡村穷孩子的理解也许最为独到和深刻。基于这种最原始动机，母校那时的学风还是很浓的。期中期末考试后总要搞排行榜，是全级大排名，前几名的名字和成绩要在学校的大黑板上公告。黑板就在校园广场窑洞的墙壁上。校园广场是学校开师生大会的地方，非常醒目。上一级的排行榜上，我记得前两名通常是崔正忠、鲁尚林，这两人后来分别考上延安大学和陕西中医学院。这是两个让新生仰慕的名字，不仅因为他们成绩好，更在于他们是潜在的“干部”和“城里人”。甚至借着上厕所解手的机会，我也会向周围的人问问，哪位是崔正忠、哪位是鲁尚林。厕所在校园南边，刚进校时似乎只有一个大土坑，除了顶上防雨的棚子和边上的围墙外，几乎没有别的遮拦，下课了男同学们鱼贯而入，成排地站在那里“方便”，场面很是壮观。冬天尿池结着冰，在太阳下黄灿灿一片，熠熠生辉。

我在母校的二年里，一直保持着全级第一的排名。第一次上榜，是读高二的哥哥告诉我的，说你真了不起，因此印象深刻，几门功课的总成绩好像是625分。排在第二位的，是同班的女生王秀英，后来也考上了大学或大专。我们高一三班后来考上大学或中专的有10多人，占到近1/3。能立即点出名字的有李开荣、秦翠云（此二人后来成了夫妇）、王秀英、高庆英、鲁加博、韩峰杰、高怀红等。

那时，我在同学中有点“山中无老虎”的味道，对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的道理感悟不深。我们的物理老师魏君女士一次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大学。我一时有些飘飘然，平时也贪玩不好好用功。一次化学考试，是鲁老师的课吧，我这个“尖子”学生竟然连元素周期表某族5个元素的化学符号也写不全。可见，那时学生的基础素质偏低，学业质量总体不高。1981年毕业时，我的第一次高考只考中中专，后来上面说县里高考作弊了，要重考，结果再考后连中专也没能上成。直到在县城的二中补习一年后，我才考上了延安大学。

不过，当时母校老师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也相当敬业。数学老师杨占旗、物理老师魏君、化学老师王怀杰等，都是关中地区下放来的知识分子，教学水平在全县也很有名。后来，杨、魏老师调回关中工作，王老师则“下海”经商，据说生意做得挺大。

那时学校还不时兴分文理科，我的文理科成绩都不错，但更偏好文科，因此对文科老师的印象相对就深些。我们的三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先后分别是刘继召、刘建忠和韩秀喜。

刘继召老师身材高大魁梧，略胖，方头大耳，脸色红润，讲课时声如洪钟。记得有次课外，他给我们讲《水浒》中“野猪林”的故事，说到鲁智深大喊一声、一条禅杖飞出一段时，绘声绘色，让我们仿佛感觉他本人就是侠肝义胆的鲁达。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刘建忠老师身材高大但清瘦，带着眼镜，背略有些驼。很有人情味的一位老师。那时，学生们的生活很苦，总是吃不饱。校园外东侧有一片属于我们学校的土地，种满了土豆。秋天的一个晚上，十来个学生商议一起摸黑刨些土豆回来吃。我也参加了，第一次“做贼”很紧张，匍匐在地用手挖了大约一小书包土豆回来。当即就被人告发了，刘老师把我们叫过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责令每人写一份检查，并罚款5角钱。我似乎还是学习委员一类的班干部，受到的批评就更厉害些。那一夜耻辱感笼罩了我。“人穷志不能穷”，老师给了我们温柔的棒喝，我对他的爱戴和敬意永存心间。

韩秀喜老师个子不高，圆脸微胖，永远洋溢笑意，和蔼可亲。他讲韩愈的“师说”一课时，我在书上做了笔记，把书页弄得黑乎乎的。韩老师拿起我的书向全班说，就应该像我这样，上课要做笔记。

后来的一位语文老师姓李（祥山？），教我们不长时间，恕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李老师年龄比较大，有些学究的味道，讲课慢条斯理，文绉绉的。我今天依然能想起他讲“范进中举”一课中胡屠夫“醉醺醺地去了”一句时，那种文雅悠长的样子。

教我们历史的老师叫侯明喜，高大伟岸，脸色有些黑，嗓音略哑。我们觉得他特有学问，很儒雅。上历史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何谓金字塔”的字样，我们都感到有些懵，听了一会儿，才知道这句话其实就是“什么是金字塔”的意思。

数学老师中印象比较深的是陈志岗老师，那时他刚从师范大学毕业，风华正茂，人长得精神。上“极限”一课时，为了形容“无限接近”这个意思，他反复用“沙颗颗，米颗颗”的比喻，听来十分有趣。

班里的同学中，基本上分为两拨：一拨是家境稍好一点的，比如说父母是村干部甚至县乡干部，或公办民办教师等，这些同学通常个个衣着干净，显得卓尔不群；另一拨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农民孩子，显得邋遢怯懦。学生中互相斗气欺侮的事是常有的，有时甚至也会动手，这种情况下身强力壮就很重要。我从小身单力薄，打架肯定是不行的。好在我的学习成绩好，大家对我还是比较关照和客气的，只记得有过一次，一个韩姓的同学差点打了我，后被大家劝开了。同舍的高姓同学来自邻村，个子虽比我高，但木纳少言，有几次我似乎把他当作“出气”的对象。

高一时班里的团支书叫杨斌，一个脸色白净、文质彬彬的秀气男生，他爸爸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杨占旗。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高中前，我很想当“红卫兵”，但总当不上，甚至连“红小兵”也没当过。当共青团员？我都不敢想。入学似乎没多久吧，杨斌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要我写一份入团申请书，于是我就写了，也就入了，来得容易出乎我的意料。我甚至不知道组织上的意思是班主任老师的意思，还是杨斌本人的意思。这是我迄今为止与“功利”有关的收获中，来得最容易的一件事——仅仅因为我的学习好，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当时还算凤毛麟角的共青团员。杨斌后来转学回了关中，不知今日他身在何处呵。


我在同学中年龄偏小，经常是上课贪玩在桌下搞点小动作，下课则喜欢围着教室疯跑。一次，在教室边墙转弯处差点和一位女生撞了个满怀，彼此弄了个脸红。就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个女生好美。她就是武占梅同学，估计她到现在都不会知道我当时想法的。同学中有谈恋爱的吗，后来听说是有的，但我那时懵懵懂懂，似乎还没启蒙开化呢。

母校读书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事其实是饥饿。我相信我的同学们会有同感。那时我们最大挑战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肚子。这一点今天的学生们听来可能会觉得诧异，但事实是，吃饱肚子是那时大多数陕北人的最高理想。刚进校时，我们每月的伙食费是5元，后来似乎增加到9元。大灶饭一日两餐，中午一般是小米饭，一人一勺约三、四两，下午则是玉米窝头一个，约三、四两。玉米窝头又酸又硬，口感相当粗糙，我们叫“黄窝”，戏称从山顶上扔下去也摔不烂。菜，其实就是菜汤，夏天是莲花白熬的，主要菜帮子；冬天则是腌酸菜。学校有一、二孔窑洞是专门腌酸菜的，水泥池子很大，有一人多高，大白菜是学校土地上自产的。

开饭的时候，同学们围在灶房前的空地上，按组领饭，每组8人一筐饭、一盆菜。装饭的是篾柳编的一种小圆筐，装菜的是敞口的大铝盆。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大家就地围成一圈，把自己的饭碗饭盒放在泥土地上，等着小组长分饭菜。小组长好像是轮流当的，但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当过。人人愿意当小组长。虽然是一人一勺地分，但下勺子的力道不一样，饭菜的分量也就不一样，有的小组长就借机“关照”一下自己或要好的同学。因此，每次分饭菜的时候，大家都紧紧地盯着小组长的手，他的手动一动，我们的心就跟着动一动。

逢年过节或许可以吃上一次肉，一学期总有个三、五次吧。粉条和白菜汤上面浮着几片白白的猪肉，馒头也是白面的，让人口馋得很。一次，同舍姓艾的同学在肉汤里发现漂了一个什么虫子，不怨反喜，赶紧把肉挑拣着吃了，把余下的汤菜和虫子端给食堂师傅，结果又领到一份新的肉菜，让大家垂涎不止。后来，可能因为有的学生拿不出每月9元的伙食费，食堂改革了，学生自己拿铝饭盒放米在里面，食堂负责蒸熟，蔬菜则几乎没有。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在饭盒里加点土豆、豆角什么的，不好的就只能加点油盐咸菜一类。当然，比之学生家长们来说，我们的伙食还算是好的。那时故乡人几乎家家都是吞糠咽菜，食不果腹。

问题不是吃什么，而是总吃不饱。家境好点的学生，下午餐时多花一毛五分钱买个玉米窝头留在晚上吃，黄黄酸酸的东西拿在手里一晃，周围就是口水声一片。也有的同学家境更困难，连正餐的玉米窝头也舍不得吃，留在晚上或许可以两毛钱卖给同学。同舍李姓同学从家里带来炒黑豆，吃在嘴里嘎嘣嘎嘣地响，空气中泛着清香。他打开箱子时客气了一句“谁要吃炒豆子”，没等我们搭腔，立即再补上一句“不吃就算了”。他可能意识到了，周围一群“饿狼”正眨着眼呢！临近毕业那学期，父亲答应每周给我一块钱的零花钱，其“意义”等于五碗粉条汤，或六个“黄窝”，或镇子饭馆里的一碗红烧肉。

老师们的伙食要好一些，小米饭、玉米小麦两面馒头可以放开肚子吃，菜也是有粉条有土豆，时不时还有肉。那时候我们想象着，要是一辈子能吃到老师那样的饭食，也就不枉此生了。后来见得多了，好东西吃得多了，方知吃什么对人生而言其实并不十分重要。人生的缺憾也就在这儿，不管什么东西，你拥有了也就不再稀罕了。

1981年夏天高中毕业的时候，同学们的心情都很忐忑、很沉重。因为大家都明白，除了个别同学能通过考学走向外面的世界，绝大多数的人还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去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这是一种新人生的开始，也可以说是结束。等待大家的命运是一目了然的，除了艰辛和苦难，今后的生活甚至荡不起一丝涟漪。有相互赠送照片的，有留言的，也有哭泣的，空气中弥漫着伤感。那一天，十来个要好的同学凑了几块钱，跑到镇子里的小饭馆里，买了一瓶酒，几个菜，算是道别。有人提议，应该像古人那样大家结拜为兄弟，立即得到响应。我不怎么会喝酒，几杯下肚，豪气顿生，似乎说出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类的大话。那一桌人中，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大城市，今天再见他们的时候，也许形同陌路、相互认不出来了。我“享福”了，但我确实帮不了他们。《圣经》有言云：人只能自己救自己。

第一年高考落榜后，我几乎就要回家种地了。可能是我的体弱多病救了我，父亲看我实在不是干农活的料，就在亲戚们的鼓励支持下答应让我补习一年。父亲是一个大字不识一筐的农民，甚至因为太过老实而常常受人欺负。他此生做出的“最辉煌”决定，恐怕就是支持我读书了。他也因此而得到了报答，目前颐养天年、衣食无忧，境况远胜于同村的乡亲们。

离开母校是1981年初秋的一个下午。那时，我正在母校补习，突然接到来自县城的一个电话。这是母校唯一的一部手摇电话，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电话，甚至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接到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是同村的刘仲瑜三叔打来的，他当时是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一名普通老师，现在是县政协主席。三叔只是我同村的一个户家叔叔，血缘上并没有什么关系。电话中三叔让我赶紧打起铺盖卷来县城，他为我联系到了在县二中补习的机会。当日，我向老师打了招呼，背了被褥和20多斤小米，搭上了一辆开往县城的老式解放牌卡车。记得卡车很颠簸，厚厚的尘土扬了我一身，旁边的一位晕车妇女吐了我一身。临近县城时，司机说卡车不能载人进城，下车一眨眼的工夫，刚还满满的一车人转眼就不见了。我的行李很重，有个大木箱子，背在身上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旁边又空无一人。初秋的陕北高原夜晚来得很急，冷风嗖嗖的吹，到三叔的学校有两三里地，我的汗水湿透了衣服，很凉很凉，四周一片漆黑，而田舍出奇地安静。几个月后，我以全县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被延安大学物理系录取。

家乡传言我是一个天分超常的人。其实，我的智力中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靠的主要是勤奋和执着。没有矢志不移的信念和忘我的精神意志，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明，也难成气候。我读了大学、硕士和博士，遇到了不少成绩优良的人，但没有一个是单靠智力超群而成功的。马克思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搬运夫的智力差异，不会比家犬和猎狗之间的差异更大。确实是至理名言。

现在，我的生活工作远离故乡，远离母校，但我对故土乡亲的牵挂却魂牵梦萦。虽然以我目前的境况，并不能给母校和故乡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和好处，但渗透在我血液中的故土情结，使我一刻也不敢忘记自己是个陕北人。



注：本文系旧作，完成于2003年3月2日，近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