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其《王荆公》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并反复强调“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其为荆公平反之意，颂其为人之高尚，达到历代之最，并开一代之风，从此，学术界对王安石基本有了大致的定调（虽偶有争论，但大多数人还是持主流意见）。
当代研究王安石首推北大的邓广铭教授和河北大学漆侠教授。他们对王安石的态度大致上是偏向于赞赏与肯定，他们还拿出了列宁的那句名言“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且不论是否断章取义，就凭这句话，就足以让王安石改革家的地位定型。后来的研究者，即使批评，也不会如古代杨慎所言“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 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把王安石视为古今第一小人。批评者只会说，王安石变法不对，有什么什么不足，但他还是一位改革家。
看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里面提到很多实例是为王安石平反的，如本是状元的王安石却因一句“孺子其朋”被仁宗皇帝与第四名对调，此事未见王安石提及，“其气量之大，视科举为何等物”，对王安石的个人品德的褒扬实在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在邓先生的书中很多，我们完全可以说，邓先生和漆先生完全是以一种近乎个人崇拜的笔调来写王安石的。
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论调，北师大的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讲王安石，就引来守旧派苏东坡的当代追随者的不满。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乌台诗的故事。其中一个便是“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苏东坡拜访王安石时，看到其案上放着这两句诗，提笔改成了“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这引起了乌台诗案。这样的故事，表现了大文豪苏东坡的无知，让当代的这些苏门学士们怎么受得了？
回过头来看当代学界对王安石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其中，很多人是基于对其个人品德的崇拜，这包括其不爱钱、不纳妾、不坐轿子以及“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都可以看出其超凡的个人魅力。但是，崇拜往往带有太多太多的主观意识，如同我们欣赏一个伟人，就不允许他犯任何错误。这些王安石的追随者们心目中都有一个王荆公，并将自己臆想的种种品质强加于他身上。这种风气是很危险的。
他给研究者带来的是一种先入之见，即带着一种有色眼镜去看待史料，从史料中找出我心目中的结论，而不是总结、对比、归纳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再得出结论。如果说后者是研究的话，那么，前者就是一种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