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在期待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可兑换等关键性金融改革的时间表的时候，殊不知忽略了更为关键性的改革——金融市场主体，尽管看起来它们已经非常“市场化”了。

金融机构真的能自负盈亏吗？如果能，为什么会出现“太大不能倒”？美国又何至于愤怒到出现“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所有的风险防范机制似乎都可能出现失灵，资本充足率也陷入悖论。资本充足率相当于银行的杠杆率，传统上被认为是约束银行风险的缰绳。但现在，资本充足率被发现原来不过是一种新的软约束，原来仅仅仰赖中央财政注资，现在变成了可以不断向市场进行再融资。原本以为资本会约束资产，结果变成了资产扩张是刚性的，而资本随之不断扩张。无疑这导致了非常讽刺的后果，我们为之努力的金融改革方向到底是什么?

据此，金融改革的新角度应该老老实实回归对机构的认知和转型，而非仅仅关注利率、汇率等价格。

即便现在就进行价格改革，情况又会怎样？由于真正的市场主体缺位，其结果将是令很多人始料不及的体制复归。比如，利率的最终定价权在谁手中？几乎可以预见的是少数大银行；汇率的最终决定权在谁手中？往往是垄断组织。我们将面临一种比官定价格更糟糕的局面。如若不信，请看成品油号称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谁会同意这是合乎常理的？

市场主体的转型是第一位的。或许很多人认为有了市场才可能有市场主体，所以市场建设优于机构转型。事实上只要赋予市场主体以盈利动机，市场一定会自发形成，关键在于这一市场是否公平。所以，不是市场必然有效，而是市场是否具有竞争性，否则价格一定扭曲。当前的问题即在此，谁能保证利率市场化一定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道理很简单，只要是融资方求金融机构，则这种不对等性一定会导致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现在急需两种改革。一是增量改革。在农村金融组织和城市社区金融组织上，采取更宽松的准入政策，给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以更大发展空间，放松其贷存比限制，可考虑针对中小型金融机构开设优惠贴现窗口。

二是存量约束。针对大型国有金融组织，应严格限定其增资扩股，并限制其资产总规模。对于这类国有控股机构，若无信贷规模管理，则无一个对存款人和投资者负责的法人。

通过存量和增量改革，最终变垄断寡头型市场结构为竞争均衡，此时，价格改革才有意义。

过度注重价格也会导致金融危机。温州企业主跑路和广州某些担保公司的事件，实质上均指向一个问题：价格的可信度。利率高不代表背后的风险被正确衡量和覆盖。这不新鲜，斯蒂格利茨的信贷配给理论早在1984年就对利率覆盖风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解决之道很“计划”——数量控制。

正因如此，即便在相对竞争性较强的美国市场上，次贷危机依然会发生，即现实回报与预期之间出现差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利率不该市场化，恰恰相反，应该在机构改革完成后推动利率市场化，亦应尽早推出注册制的垃圾债券市场，而非行政审核式的三板市场。

无论哪个阶段，金融监管必须严格，特别是在垄断市场上。最近的一系列现象具有积极意义，如金融机构收费公示等。严格的监管不仅仅具有宏观审慎意义，更具有微观市场意义。今天的中国往往具有某种情绪化倾向，把监管等同于管制。殊不知，金融监管的本意在消费者保护，特别是反垄断。

总之，先增加金融机构增量，以此改变市场结构，最后实施利率等关键性价格改革，这应该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优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