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索罗上世纪80年代曾说过一句立马风行起来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计算机时代，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中找不到！”这便是着名的“索罗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这个悖论的含义是，理论上而言计算机的普及肯定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无论在劳动生产率还是在全要素生产率统计中都找不到计算机应用对于生产率增进贡献的影子。套用这个名言的意境来看近些年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效应，也可以提出一个“悖论”说法：“到处都能听到转型升级的汇报材料甚至个案，就是看不到多少实质进展”。我们知道，自上一个五年计划开局就有了转型升级的提法，到“前危机期”那一轮宏观调控开始加码，“十二五”计划则列为重中之重的议题。理论上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宰地位的经济体，各级政府都这样持续强调产业转型升级，该有些明显进展了，然而现实就是不买账，企业与产业层面的进展就是不买账。这一点相信略微了解点实情者都会认同的。一位自称掌握了3千多家“浙企”数据的政府内部“智库人”，两年前还对区域转型升级充满信心，近期再谈起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按他的说法，这些当初看好的企业，而今多半都“‘趴在那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发力了！”

企业经营者不知该往哪儿发力，投资者不知往哪儿投，诸此都预示着经济与产业在进入一个麻烦丛生的区间。然而企业层面的这种迷失还算不上多大风险，大的风险则在于政府决策层，在于面对企业与产业层面的乱局，许多地方政府的“行为表象”的南辕北辙，不是在为转变增长方式与产业转型升级创造硬的约束条件，而是在沿着以往形成的粗放惯性，继续铺摊子。由此在酿制一个个风险，其中两个风险首当其冲，且彼此密切有一种循环累积效应：

一个是投资再膨胀。这明显地与转变增长方式最紧迫的一条内涵——消费拉动的初衷相悖，然而这个风险已是箭在弦上。因为这既是以往形成的一种惯性，也与新一轮地方政府换届联系在一起。2012年是换届年，新领导上任最看重的是经济增速，因为这块最容易出“政绩”。转变增长方式与产业转型升级是个慢活，短期内不仅难以见到多少成效，还可能会开罪一些老旧产业的“守护”部门与既得利益团伙。相比之下，短期内最容易见效的是抓增长，这方面多年形成的惯例或经验，无非是多搞项目，尤其是大项目。项目全赖投资，尤其是对增加GDP颇有效的重化工业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际上许多政府最积极的就是抓投资，落实建设地块，为此做得最起劲的就是走调的“山海经”，不是保护环境造福大众，而是挖山填海为项目开辟新地盘。这个风险显然还为高层近期一个提法的“基层走调”加了码。高层为接下去一段时间经济政策定的基调是“转方式-稳增长”，原意是以转变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快速平稳增长，但到了许多地方政府那里，却变成了单纯的保增长。抓增长力度远超抓转型，“一手硬一手软”。且以各种理由将转型虚置的责任推给别的行为主体，最多的是那个说起来容易找对起号来超级难的“利益集团”。

另一个是物价反弹或将演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轮物价原本主要靠了政府行政干预打压下去的，经济系统实际上积累了太多的通胀因素有待释放，最大的通胀“基础因素”并非常人看到的工资与农产品涨价等因素，而是产业系统的低效率。这源自上一轮刺激与紧缩政策的系列“非对称”运作。金融危机“吓出”的刺激政策，将大部分资源导向了低效率的公营及政府依赖型企业与行业，加剧了市场垄断，而那些市场依赖型产业与企业分得的资源相对较少，由此推动了这两类企业与行业的“非对称”扩张。而接下来的政策紧缩，又取一种“非对称”的方式：陷民企与民资于融资难与投资难的“双困局”境地，意味着紧缩的主要承受着是那些市场竞争型的企业和行业，而对前一轮“非对称”扩张政策中的粗放部门即公营部门及政府依赖型企业和行业影响不大。这样实际上导致了某种“效率置换”：以政府及公营部分的低效率代替了市场竞争性企业与行业的高效率。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在货币供应量及别的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指望物价下来，一个前提是经济系统单位产品的成本下来，而后者则有待于生产效率的提升。没有效率的扩张注定要导致单位产出的成本上升，最终要靠物价普遍上涨来实现平衡的。这是常识。

进一步地看，国内通胀风险还可能借助“输入式通货膨胀”加码，近期国际油价与农产品价格大涨有可能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物价“非对称”上涨。

或许有人要说，如果通胀反弹，依然可借助政府调控压住！然而我要说，这一次这一招可能要失灵了。失灵的原因暂时不讲，不讲的原因也暂时不讲。我要说的是，这一次通胀一旦回潮，政府的行政干预将可能导致经济与资源配置的系统性紊乱！

（2012-4-12-13日受新华社等媒体电话采访笔录，此处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