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保守文化传统的过程。文化的保守不仅来自文化传统的内部需要，还是文化发展愿望的结果。人的自由在于充分分享传统，在文化保守的传统中，自由一直构成促进自由扩展和文化变革的主要因素，文化的保守还是历史与未来双重力量的交汇。希尔斯说，人类社会保守了许多它所继承的东西，这不是因为人们热爱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人们无法想象出可以完全代替文化传统的东西，现代人本身又是文化的产物，尽管人们对于拥有的文化传统并不满意。但是，离开了对于文化的保守，也便剥夺了基本的生存资源和生命意义，每个人的文化保守又是生命得以维持的基本需要。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保守文化的理性自觉，只是因为生存的压迫和生命的基本延续逻辑阻止了对于文化保守的完全放弃，所以，文化保守不能全部代表每个人都具有传统的兴趣。事实上，保守的动力正是源于对未来的希望，否则的话，保守的目的会因此缺失。费舍尔在考察了欧洲史之后曾经担心：“一代人所获得的基础，可能被另一代人丧失。”但是文化内部的强大力量蕴含在对于传统的保守方面，有些发展和变革也不一定就是全部割断传统。保守提供给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使人们知道，传统包含着一定合理的文化经验，这就是其中生命与自由所需要的部分，不论社会如何进步与发展，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这不能理解为对于文化传统的价值偏好，而是人的价值实现所决定的。
对于文化的保守也不是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话语命题，虽然保守并不是完全地守护文化的旧势力，但是传统在呈现、敞开文化的同时也总是有所遮蔽和限制，这就很容易把一种激烈的力量带入对于文化保守的冲击之中。合理的文化保守体现着对于传统的梳理和对于文化的原创，不仅是对文化传统中人类良知的保守，还有文化发展中的社会担当，文化的保守并不是完全守旧的代名词。人类是从自然出发的，文化的出现一方面是对于自然法则的修补和超越，一方面是对自然秩序的保守，这种对于自然秩序的保守最终成为文化的保守。文化相对于自然来讲并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文化的秩序和伦理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秩序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和无奈成为文化表达的原动力，文化表达意味着人类对于应然之理的向往，自然的天生秩序是文化秩序建构的超验依据。在文化的早期萌芽中，对于自然秩序的保守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在文化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对于自然秩序的保守依然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人类的权力意志无法超越自然法和神圣法所提供的基本秩序，这是人的局限性之所在。社会制度创造的正义永远是一种不断被否定的实证法，任何道德理性都无法随意夸大文化对于自然的自足性。人类的文化表达经验已经提供了对于自然秩序的保守理由，文化是与自然的对话、倾听，是不断对于自然客观性的灵性保守，最后以文化的形式与自然达成和解与共识。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产物，而不是靠某个精英或建构理性设计的产物。任何优秀的文化实际上都是一种对自然的保守，而不是对于自然的破坏。自然是人类之母，又是文化之母。一切文化都无法违背基本的自然法则和规律，任何世俗理性也无法完全凌驾于自然之上。因此，检验一种文化最关键的不是看它的理想承诺，而是看它对于自然的保守态度，离开了对自然尊崇的文化已经失去了文化的正义价值。柏克认为，自然法则是一种不假思索而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任何人类文化无法超越这种智慧。完全超越了自然的社会正义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性的局限和人类的政治本性决定了制度局限，一种好的制度文化其实是对于自然的保守。因此，西塞罗才说：“不仅要确定何者是最好的，也要确定何者是必然的。”文化虽然能够调节人类社会之中的矛盾和不平等，但文化与自然相比已经是一种文明的不得已。何况文化本身又会陷入一种压迫与反抗的循环之中，文化的自身又是一种悖论。自然的非完美性提供给文化表达的无穷冲动，人类的文明正得益于此，但是文明又极易使人类的理性无限膨胀，激情浪漫主义便认为人类的文明可以彻底改造自然。因此，背离了保守自然的文化也必然得到自然的报复，优秀的文化实际上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契约。人类理性藉着自身的思考能力和理想冲动，极易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主体，然后建立起打造人间正义的世俗信仰，把文化的表达转移在对于自然秩序的破坏方面。妄图建立人间天堂的文化最终只能把人们带进远离了自然保护的地狱，20世纪的人们对这种破坏自然法则的承诺而确立的信仰付出了巨大代价。
其实，最完美的、卓越的文化表达是对于自然秩序的保守和谛听，文化的秩序是对自然秩序的重复，这里不存在毁灭自然的野心。对于自然的保守构成了文化表达的核心价值，自然秩序又提供给文化对于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对于自然的文化保守并不是完全沦为自然的奴隶，而是借自然的秩序之美让文化表达更符合人类的愿望。虽然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让文化与自然达成契约是人类的智慧，任何做出对于自然的破坏便会把人类引向灾难，因此，保守自然的过程也是保守生命的过程。“人心的骄傲”凭着自身建立的严密逻辑和结构方式，容易对于未来的社会做出全面的建构与规划，急功近利的政治家或野心家想在一夜之间把它变成现实，因此会把生命当作手段去推进理想工程。这时候，文化的保守便是对于激进主义的抵抗，以避免因文化的彻底革命使人类陷入巨大灾难。人类来自伟大的自然，人类社会以及各种文化是从自然出发经过不断演变而成的，任何一代人都无法完全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保守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在保守人类在漫长历史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世界是不可穷尽的，无论是哪一代人，都不能宣告已经掌握了世界的全部真理，甚至可以用今天获得的一点进步来彻底否定历史以来的文化传统。如果完全抛开人类经验，用逻辑的连贯性和内容结构的一致性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系统化的知识系统来重新打造世界，其结果会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听起来诱人，实施的结果会成为一场灾难。用逻辑的整体性构建起来的理想蓝图之所以非常诱人，不是其理想的正确性，而是蓝图本身仅仅是一种幻想。靠知识逻辑构建的文化理想删除了人性之恶和过程实施中的正义耗散，只是一种先验世界的不可证伪的逻辑公式而已。而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实现只在经验世界中，文化的开放性不断唤起人们对其证伪和变迁的愿望，文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保守与文化改进不断交织、此消彼长的过程。人类对于未来的信心和担忧增加了文化保守与文化革新之间的张力，生活经验提供的成功往往在两者之间，因为真理不会向任何一种极端偏离。由此导致了各种对于保守主义的指责及其革命派将自己的理想建立在传统否定论的凌空虚蹈之中，甚至认为文化的保守是旧势力的路径依赖。其实，文化的保守更多的是面向未来的前倾姿态，对于传统精神的守卫是对自然和人类经验的敬畏，以及对于浪漫主义激情画卷的警惕。
合法的文化变迁让位于不加区分的文化革命，认为只要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就能带来文化的发展，这已经形成当前文化革命派的主要症状之一。还有一些对于文化传统的全面否定，以及对于文化保守的围剿，其精神实质并不是文化的创造，而是又向人类曾经犯过的错误的一种回归。事实上，放弃对于文化的保守等于否认了人类的历史，否认了时间的连续性，最终落入了虚无主义的巢穴。对于每一代人来说，文化的传统存在着多种修正的可能，这也正是传统的伟大之处，传统并没有筑起真理的堤坝，而是向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开放。但是，又正是因为文化的传统留下的修正可能显示了其中的与现实逻辑和理想想象之间的不融洽性，给文化革命的主张提供了暴力的欲望。事实上，文化的传统留下的修正的可能性是传统走向未来的信心，它认为自身的局限性与当今文化革命的局限性一样也无法穷尽所有时代，也不能解答所有事物。真正的文化保守不是复古的，而恰恰是对于人类的纯粹理性保持距离，以避免由于理性的自负而陷入理想主义的陷阱。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到康德受休谟的影响之后认为，纯粹的思辨或理性一旦贸然进入经验不能检验的领域，很可能陷入矛盾或二律背反，产生出他明确地描述为“纯粹的幻想”、“胡说”、“幻相”的东西，即“一种无效的独断主义”，一种对认识一切事物的肤浅的自负。因此，叔本华在1840年曾经预言黑格尔这个庞大的神秘体系将会给子孙后代提供无穷无尽的笑料。如果人们倾心于纯粹的知识逻辑而把未来寄托在割断了经验保守的基础之上，纯粹理性不仅无法使之趋近真理，还会因乌托邦的诱惑产生与本初愿望的巨大偏离。
从本质上看，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的理性建立在经验基础上。但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总有一些对于现实的否定，这是人类价值追求的天然本性。正是如此，文化的保守才有了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意义，而文化的革命恰恰可能断送整个未来。从人类的理性选择来看，未来的不确定性带给了人们无限的诱惑和想象，文化的保守是在强调决策理性。人类有着伟大的认识能力和逻辑能力，但是文化的传统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经验它比预言更能贴近人的现实需要，生命的选择不能等同于赌博。的确，任何文化传统的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显示了传统对于未来的忠诚。靠激情和逻辑想象的未来是完美的，正是这种完美性把它的实践性排除在了经验世界之外。正如波普尔所说，只要科学的陈述涉及经验的世界，它们必定是充满缺陷，是可以不断被反驳的，同时，只要它们是不可被反驳的，那么它们就并不涉及经验的世界。极权主义就是建立在抛弃了人类经验、完全把未来交给领袖想象的一场运动，它起初对人们的号召取决于对于明天的承诺。极权主义运动中之所以出现艾希曼这样的邪恶并不是艾希曼本身没有理想，相反的是他完全被领袖和诺言彻底理想化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人类经验实行了革命。
对于逻辑和理性的完全依赖是抽空了思想的结果，而对于文化的保守恰恰是一种思想能力，因为文化传统中包含了历史发生时的事件逻辑，也包含了各种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文化的传统是逻辑事实和历史事实的双重结果。文化的保守不仅意味着对于传统智慧的敬畏，还意味着对于曾经检验过的逻辑的再次确证，而纯粹逻辑中的未来建构实际上是一种专制暴政。阿伦特曾经指出，在乌托邦革命的点燃之下，人们放弃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是从耶路撒冷对于艾希曼的审判所得到的教训。然而，遗憾的是，文化革命的激情往往能让人产生进步的自豪感，甚至自以为成为推进时代进步的化身。在这种人性的局限之中，幸好有文化的保守提供了“进步”中的反动，然后才得以挽救了人类的整体命运。文化的保守所起到的对于文化革命的遏制作用，避免了人类陷入更多灾难的危险。这恰恰是人类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提供的有效保护，文化的保守并不张扬对于未来的审判，只潜藏在文化的自由与宽容之中。
由于文化的保守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人类智慧，但这种保守也并不是对于传统的完全固守，其保守的目的在于进行文化的合理发展。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样的是，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生命的有限性会时常发出穷尽世界的冲动和野心，也就是每个人都想在生命的历程中见证到世界的全部，这其中潜藏着人类的生命悖论。对于文化传统的不满会导致对于文化传统的怀疑，文化的变革冲动便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变革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文化的变革会成为一场革命，最终导致文化的破坏和毁灭。文化的发展和成熟必然引发文化变革的合理要求，文化的合理变革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这种革命并不是建立在对于传统的全面否定之上，而是对于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和解释。文化以及传统的开放性提示给文化变革的空间和信心，并在合理的范围内谨慎地支持文化的变革。因为没有限制的变革会成为革命，革命的逻辑没有文化的自由，革命中宣告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文化革命的逻辑更不会考虑革命的代价，它会要求人们用生命来支付成本，它认为它已经发现了人间天堂。康德指出：“思辨理性能够毫无矛盾地思考自由，却又无法确保其客观实在性。理想之所以指出自由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它所假定的不可能之事不会危及理性的存在，使它陷入怀疑主义的深渊。”文化的革命是建立在激情之上的理性与自由，革命想象中的文化蓝图永远完美于文化的传统，人们长期生活的文化传统会逐渐地让人产生对于传统的厌烦，这也符合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由于文化的革命靠的是想象中的文化自由，其中的客观实在性尚待检验，文化的保守就有必要对于文化的革命保持必要的怀疑。在任何时代，如果文化的保守对于文化革命形成足够的怀疑力量，这个时代就必然是安全的，因为这种平衡能够保守现实的秩序和利益。如果一个时代，文化的保守相对于文化的革命形成一种失重状态，文化的革命掀起的狂潮会彻底放纵革命的破坏性力量。世界上没有一种关于未来发展的完美的科学理论，任何关于对传统的彻底革命进而实施革命蓝图的运动都是对于人类发展的反动。对这样的文化革命如果不保持必要的成见和怀疑，只能酿成中国文革中的人类惨剧。波普尔在考察了人类社会因革命理想导致的人类悲剧之后发现，在所有文化与科学中，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理由确信我们已经获得了真理。我们通常所谓的科学知识，一般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而只是有益于各种发展的假设，以及对它们进行各种验证的方法的信息，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是关于最近的，受到最严格检验的信息，即科学的意见。另外，波普尔还说，在科学之路上铺满了各种被抛弃的理论，它们都曾一度宣称是“自明”的。对于文化彻底革命的怀疑并不是完全对于文化传统的迷恋，文化的传统肯定不能完全适应已经发展的时代，也无法全部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文化自身的开放性要求不断变革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对于文化革命的怀疑恰恰出于文化的开放性和变革性，因为文化的传统既是文化保守的过程，也是保守变革精神的结果。对文化革命保持的必要怀疑是人类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通过对于理性的客观检验而得出的宝贵经验，怀疑本身即是人的重要理智。文化的革命所提出的理想承诺很容易点燃人们心中的幻象，根据某种历史逻辑所描绘的革命之后的世界是一片大同。然而，事实经验证明历史的逻辑与文化的彻底革命一样靠不住，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符合某种逻辑。尚待检验的革命幻想只是历史逻辑的某种延伸，未来的不确定性造成革命必然有试错的代价。因为个体生命的一次性和唯一性，任何把某种革命理想的试错建立在生命之上的运动就是把人当作了手段。如果没有对于文化的革命保持的足够怀疑，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文化革命的试错对象。与其把生命交给文化革命试错中的浪漫，还不如保守在文化传统的温暖土壤之中。激情的文化革命的危险在于，这种文化革命忽视和否定了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在一种谨慎的实践中不断检验自身理性的过程。文化的革命会在一夜之间要求把理想变成现实，因此，只能运用专制暴政来推进自己的蓝图。在中国的当下文化环境中到处弥漫的“三年大变样”、“向国庆献礼”以及“文化大繁荣”工程便是这种文化革命的延续。人类登峰造极的文化革命在中国并未走远。虽然没有了文革时期铺天盖地的“言论自由”批判，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沉浸在当下的文化制度之中。同样的是，人类共享文明与财富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会永远保持差距，这正是社会和谐构成中的合理性之所在，如果要在几年内实现“均贫富”的目标，就必然采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实施革命。
与文化的保守相比，文化的革命已经背离了文化自由的基本精神，形成了文化强制。文化的保守是对文化强制的反抗，文化的保守相对于文化强制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由的捍卫。文化的保守是出于个体的文化自由与文化偏好，而文化的革命多借助于体制和强权的力量。所以，文化的保守多在私域空间，是个人的价值选择。而文化的革命多发生在公共空间对于个人生活的征用，它靠的是一种权力审美。在文化革命的浪潮之时，文化的保守所持的对于革命的怀疑和成见是避免自己被强制同化，从而失掉文化中的自我。文化 的保守还在于保守必要的文化差异，文化的革命恰恰是在消灭文化的多元和差异。在文化保守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保守着自己的文化偏好和价值选择，这种文化保守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文化的革命恰恰是打破这种平衡，借革命的力量达到文化的统一。当文化的革命来临之际，只有文化的保守为文化的传统撑开了必要的空间，生命得以在这样的空间内避免革命的袭击。如果说文化只有价值选择的偏好而没有优劣的话，那么，文化的传统捍卫的只是自己的文化偏好，并没有把文化的传统尊为至上的崇拜之神，而文化的革命往往会宣扬一种自明的救世文化，并宣告这种文化代表了人类的发展方向。文化的自由性在于文化的多元和差异，只有文化的多元和差异才给不同的个体人生提供有效的文化抚慰。真正的文化多元和文化差异不仅不会构成文化冲突，还会因为文化自身的自洽生态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文化的革命在消除多元和差异的同时在强调文化的斗争，人为地把文化分成优劣与阶级，鼓励文化在不断的革命中进行斗争，其结果是导致文化的主体——人的斗争。文化在正常的发展状态中文化的多元和差异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生态，文化的革命恰恰是对这一生态的破坏。正常的文化生态应该进一步鼓励文化的差异，不仅是传统的，还是未来的，文化越是多样化越能促进文化的内部趋于合理与健康。文化的革命不是保护这种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而是按照一种历史逻辑打造属于自己权力任期内的文化模式。
之所以在文化发展中要警惕文化的过度革命，因为革命是一种暴力，如果把文化革命赋予合法的权力，那么就很难把这种暴力限制在理想的范围之内。革命的逻辑与暴力一样，一旦发动，它可以摧毁一切理性。在文化的革命中，暴力是一种手段，破坏是一种合法性常态。文革之中，文化革命的典型体现在于彻底打烂牛鬼蛇神，在于砸烂所有传统的文化底座。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文化保守的有效阻拦，文化的革命还会把暴力引向人与人之间的杀戮。文化的革命不仅是释放人性中隐藏的暴力之恶，还会是文人们激动不已的理想偏好。由于缺少必要的理性训练，文人的浪漫情怀极易把理想的实现构筑在群体的革命狂欢之上。托克维尔曾经深刻地指出：“人们激情的高涨，不仅取决于所向目标的崇高，而且有赖于受激情鼓舞的人数的众多。没有一个人不会感到，他的情绪在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时比在孤独自处时更高。在大共和国里，政治激情之所以能够变得不可逆转，不仅来因于所向目标的宏伟，而且来因于这种激情以同样的方法和在同一时间把千百万人鼓舞起来。因此，可以一般地说，再也没有比大帝国更反对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的了。”文化的革命之所以不断地死灰复燃，并不是革命未能留下深刻的教训，而是革命能够不断唤起人的野心。尤其文化的革命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把文化资源重新洗牌，从而占据文化权力的要津。如果离开文化保守的必要牵制，文化的革命认为自己在崇高事业的激励下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改造世界，革命引发的狂潮还会激发更大的欲望和野心。革命狂潮引发的不仅是对文化的毁灭，还会为整个社会留下长久不衰的病患。托克维尔说：“革命持续多久，人们争名夺利的野心就会持续多久；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这种野心还会存在一个时期。”革命的激情鼓动起的暴力欲望会贯彻整个革命过程，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是化生命为手段的过程。因为革命永远需要斗争资源，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还会不断寻找革命对象，最后革命的斗争只能在革命内部进行。奥维尔早就发现，革命的理由是堂皇的，但是每次革命都会发生变异，而每次变异也都具有充足的理由，革命的最终会走向它的反制。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避免……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全面的文化革命并不是发自文化内部的自觉要求，虽然文化的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因循守旧，但是传统的品质又取决于对变革的支持。文化的革命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不是群众运动，而是鼓动群众。强大的政治动员下，任何对于文化的保守会成为对于革命的反动，甚至运用专政的力量对其摧毁。在文化自由的价值维度，文化的保守并没有文化的强制色彩，而文化的革命所携带的专政力量是一种国家意志。文化的变革与革命不同的是，文化的变革是发自文化内部的发展要求，是文化生长的正常状态，因为这种变革是分散的、缓慢的生长，所以不会给现存的秩序带来大的震荡。文化的变革之中参照的是文化保守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要求，每一点变革都是一次务实的文化选择。文化的革命是视文化保守为敌的狂飙运动，革命会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历史经验证明，越是这种标榜自明的革命真理越具有危险性，文化的保守在于减轻这种危险带来的伤害。之所以文化的保守在最危险的关键时刻不惜以自身的毁灭来阻止文化的革命，不仅是对于革命善意的提醒，还因为文化的传统是已经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历史积累。文化的保守在保守文化民主的同时，不断提示文化的改进和发展愿望，而文化的革命恰恰是对文化改进的否定。
追求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存在于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文化创新的可能性来自怀海特所说的“观念的冒险”。但是，文化的任何发展与创新都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生长。文化的保守尊重任何时代的公序良俗与文化偏好，它选择的是文化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限制文化变革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是认为文化的传统是自足的，而是文化保守中的文化传统一直在生长之中，文化内部的想象力与好奇心决定了文化自身的不断变迁。怀海特说：“好奇心是推动文明前进使之不满足于旧日安稳的牛虻，它就是渴求抽象地表达这些原则的那种欲望。”文化中的好奇因素与想象力的发挥能够对文化变革产生合理的推动作用，使文化的发展速度始终控制在不伤害人们的自由范围之内。即使是希尔斯提到的具有非凡特质的克里斯玛人物通过辉煌地发挥想象所创造的文化，也没有彻底对文化的传统实行革命，而是在文化的传统之上进行天才式的发现。文化变革的动力又来自于对现存文化模式的挣脱，认为既有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压迫，但是文化革命的结果是把人更加彻底地压迫起来，让人成为新的创造中的文化革命的奴隶。文化的革命常常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文化的保守进行道德审判，借此把自己当作解放人们的真理的化身。
从文化的变革和人类实践来看，把文化的革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是一厢情愿，革命的膨胀欲望和霸权野心不会驯服在某种限制之中。文革中的教训使我们知道，革命者不仅要烧书，还会烧人，甚至连百年、千年的尸骨也不放过。如果不是那个年代仍然存活着文化的保守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可能彻底丧失。丧失了文化传统的民族必然成为失重的无根的飘摇。文化的保守对于文化革命的警惕还在于革命一旦发动，文化很快会失去对它的控制能力，在逻辑的裂变中被政治野心所利用，从而走向革命的悲剧。历史上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文化革命无一不是被政治所利用，最后成为席卷无数生命的杀人运动。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每一场文化的革命都不会孤立地发生，也不会只在文化内部进行有限的发展，它在被点燃的那一刻会迅速跃出文化的范围，波及到社会的政治层面。或者把文化自由残酷地镇压，或者把一切现存的秩序全部毁灭。由文化革命导致的文化结果为了巩固自己的革命成果，还会用不断革命的方式对所有异己的文化进行清剿，所有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自由表达都会成为不断革命的清剿资源，从而陷入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之中。
文化的保守来自文化的宽容，宽容是对文化的最大考验，也是文化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文化的革命来自文化的独裁，革命是对宽容的埋葬。爱因斯坦说，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文化与信仰选择。文化的保守实际上是在捍卫人们对于文化的自由选择，而文化的革命则是在剥夺这种文化选择的自由。萨特在谈到文化自由时强调：“别人的实存给我的自由带来了一种事实上的限制。”但是激发文化革命冲动的还不仅仅是革命之中的暴力欲望和政治野心，其中还有扭曲的文化保守的参与，即没有丝毫变革兴趣的文化保守肯定会激起文化革命的要求。根据文化起源的最终成因来看，文化的起源和生长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自然环境对人的挑战，一是人们对这种挑战的应对。也就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必须适应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应对，任何辉煌的文化传统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文化的保守捍卫的是文化传统中的自由与开放精神，维护的是文化反思与悲悯的情怀，真正的文化保守对于任何关于变革的要求都敞开了胸怀。那种拒绝文化变革和文化创新的文化保守并不是真正的文化保守，反而与文化的革命同属于一种本质的文化霸权。因为真正的文化保守不仅给文化的变革预留了空间和多种可能，还给文化的变革预留了时间，文化保守的宽容品质并不拒绝来自未来发展的力量。真正的文化传统犹如大海，任何变革的风雨并不能将之冲溃，还会使之融入其中使文化的传统得以成长和宏阔。文化的传统之所以得以保守并不断成长，一方面在于所有的文化变革都无法脱离传统而在空中舞蹈，一方面在于人类有保存许多资源的生存本能并促进认识世界，使自己的生存更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类保有的资源中最重要的便是文化，它的直接作用一方面提供给人们生存的基本方向和办法，一方面又不断对人生的意义、社会秩序伦理和制度安排发出追问。文化因此显示出高于物质的任务之一。
文化的保守还不断使人们恪守自然秩序，在任何时候保守人性的底线良知，文化对于人类生存历史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因此，文化的传统已经成为一种不需过多质疑的人类财富。文化的革命是尚待检验的对于明天的文化秩序的想象，它不仅建立在历史逻辑之上，还建立在激情和欲望之上。文化的任务之一便是不断修复由人的欲望膨胀而犯下的各种错误。人们都急于改变现有的世界，文化的自由本性也急于探寻世界的终极真理，所以，在任何时候，文化的革命都是来自一种要求变革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努力寻找的正如奥古斯丁说的那样，“一个人要寻找的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个人的真理”。这样就为文化的保守使各种寻找的力量得以整合提供了支持。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才逐渐走向成熟，而成熟的文化除了对于传统的保守之外，依然有着交流的渴望，在交流中促进自身的变革可以避免因革命而带来的毁灭。文化的保守对于文化传统中自由与开放精神的捍卫，一方面是限制革命的破坏性，一方面是积极地寻求传统秩序与当今发展要求中的妥协、和平与一致。一个成熟的文化传统的保守试图阻碍专制性的革命权力结构的出现，其依赖的重要手段便是让人们获取到传统的便捷和安全，以及广泛分布的文化表达权利。文化的自由权利结构一旦稳定，现行社会制度必然为其提供保护，这种保护只是对于秩序而言，法律并不涉及其内容的扬弃。变革往往是危机之中的本能通道，文化的革命依然是为文化的保守撕开缺口，但是，革命往往不能彻底化解危机，短暂的兴奋之后还会带来更大的伤痛。文化的革命其精神的夸张之外往往忽略了现实文化秩序的合理成分，会把自己称之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新的救世主的地位随文化权力的拥有而确立，最终成为不可撼动的人间偶像。纵观历史以来文化革命所形成的结果不是解放了文化和文化的创造主体，而是让文化与文化的主体陷入更深的奴役之中，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的专政和暴力。任何权力总是不断地争取权力资源，从而争夺真理与正义的代言。文化的革命所形成的文化权力远远大于文化的传统所带来的权力影响。在文化的自由与开放的语境中，文化的保守所担负的重要功能就是平衡危机之中的火焰，但是，如果任何传统在关键或艰难的环节始终迈步不前，即便再强大的文化保守也无法永远充当革命之火的消防阀。文化的变革是一种双赢博弈，进步与变革中的文化发展既能保守文化的传统，又能在传统的肩上创造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形态。文化保守中的文化变革提供的是一种和平和解的文化格局，如果因为对于文化特色或文化先进性的固执保守而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精神的保守，很可能迫使一种破坏性洪流滚滚而来，不仅淹没现有的文化秩序，也会荡涤关于明天的理想画卷。文化价值的实现要求人们激发高度创新的积极性，但文化革命的到来往往要求奴役所有的人，以此把人作为通向革命目标的手段。文化的保守对这一可能的结果的担心不是对于过去的迷恋，而完全出于文化权利实现的需求，只有保守文化的权利和自由才是对于文化奴役的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