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30年，于国于民，都是不平凡的30年；对我来说，是一生当中的最丰富、最充实和最珍贵的时段。公路基本建设的改革浪潮，把我和同事们推到与国际接轨的前沿，迎来了一个个机遇与挑战，不仅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而且亲历了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阶段。件件桩桩，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深切、难忘。

　　从1979到1980年投入工程可行性研究，到1984年正式开展西三公路项目前期工作，是学习与接纳国际项目周期程序的准备阶段。设计与科研单位完成的西三公路的工可研任务，“工可报告”的内容、指标、交通量预测、O D调查以及评价方法，都是按国际惯例进行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成为世行评估报告的基础，可以说这是首次“接轨”。

　　之后的进一步“接轨”，是在国际专家协助下编写和完成的公路贷款项目第一个国际招标文件和资格预审文件（中英文本）工作，任务更为复杂。期间，为每个条款，甚至一个定义，我们常和外国专家异议频生，多番争辩，才得共识。小的如FIDIC条款中的“The Contractor”，翻译为“承包商”，公（铁）路局长就觉得他变成商人了，在重官轻商的年代，感觉不大舒服，后来就改为承包人了。看今天，多少商界精英步入政坛，社会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85年春与外专共同编标的一百天，使我个人受益很多。我们接触了国际惯例，开阔了眼界和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逐渐增强了法律、合同和商务意识。当时瑞典专家强调：在合同规范里“Every word ismoney”(字字含金)，而我们屡屡着眼于技术上的细节，并不在意这个作业怎么算账（计量支付），以及承包人会不会利用哪条哪款多索偿。在英语上，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工程翻译，要写出为国际社会接受的规范英文，差距显然。从技术规范初稿的满纸中国式英语，到使“老外”理解我国的施工惯例、定义和技术标准，到拿出国际接受的英文本，经过了无数次的推敲与修改，也是颇为费力的。

　　再说学英语的感受吧。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期利用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业务中断的“逍遥”期间，抓起了自己的爱好，好在有解放前后在上海读中学时的英语基础，又有英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和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等英文本，所以即使在1975年的“五七干校”，我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学英文了。1979年左右，公路学院开了英语进修班和美国老师的口语班，我被获准参加，可算一偿宿愿。当时万没想到，1984年的世界银行第一个公路项目降临到陕西的西安--三原公路项目，正在涌起的开放大潮，把我这个“懂英语的工程师”推到了前沿阵地，和世行专家一起“动真格的”面对面工作了。犹如“梦里寻他千百度”的机遇，蓦然而至。有幸投身世行项目前期工作，学有所用，业有所为，志有所酬，尽管时年五十，仿佛焕发了第二个青春。

　　在监理和招标上锻炼摸索了十来年后，我授命参加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重要工作与活动。仅从个人参与的这些全国范围的活动，似可触摸出国家、社会和行业改革发展的脉搏，也折射出我国基建体制改革开放大潮涌动的一角。能在后半辈子有机会奉献微力于改革大业，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此生何幸！

　　回顾建设监理事业的发展从建立我国第一个公路项目监理工程师办公室，1986年交通部于西安举办国内的公路项目第一次监理培训的60名工程师，到今天大规模地拥有5万多名监理工程师的施工监理队伍，经验之丰富，建制之正规，业绩之卓著，非当年所能想象。监理制度也从试点成为国家推行的法定制度。

　　作为30年国家交通建设事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并有幸作为公路建设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参与者和探索国际接轨途径中的马前卒，30年改革开放历程，在我身上充分体现，深远影响。回顾征程，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改革开放不仅是推进我国交通建设迅速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