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说起周礼，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所谓周礼，是指西周时期的一整套社会制度，而不仅仅是《周礼》这本古籍。作为古籍，记载西周礼治的文献主要收录于《尚书》，而阐述官制的《周礼》一书要晚得多。学界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至今有争论，当今的多数学者认为，《周礼》一书成书于战国晚期，但也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周礼》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配合王莽篡汉而编造的伪书。即便不是伪书，要了解西周的礼治，除《尚书》外，在“三礼”中应以《礼记》和《仪礼》为主；《仪礼》偏重于礼治的形式，《礼记》偏重于礼治的含义。只有在讨论官制体系时，《周礼》才具有重要性。
周礼并不是西周王朝建立后才形成的，夏商周三代，都属于礼治体系。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但是，西周在建国后，在周公姬旦的主持下，对前人的礼治体系进行了较大的系统化变革，此即王国维所说的殷周革命论。所以，历代讲礼，往往以西周为表率；周礼的思想和精神，渗透到后来的各个王朝。而周礼的形成，周公姬旦功不可没。
周公的政绩在西周初年是无可替代的。《尚书大传》号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亲身参加了灭商的牧野之战，看到了商朝的分崩离析，经历了周初巩固政权的艰难奋斗，平定了造反谋逆的三监之乱，辅佐年幼的成王执政，有着摄政的丰富经验。在历史上，周公姬旦是同文王武王并列的人物。在周公的功劳中，如果仅仅从对西周王朝的贡献来看，有可能把平定天下、辅政成王、征讨三监、营建洛阳列在前面，而要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贡献来看，最突出的毫无疑问就是“制礼作乐”。
周公“制礼作乐”的具体内容到底有哪些？王国维认为，同商代相比，周人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对周公制礼作乐评价极高，“其制度文物及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那么，如何看待周礼，就值得我们从管理思想的角度思考。
嫡长子继承制看起来简单无比，但其意义非凡。殷商没有嫡庶制，在王位继承上，兼用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继统纷争不断。周公以其功业勋德，有望继承武王，但鉴于殷商的教训，周公拒绝了武王的提议，扶立武王的儿子成王。此后，嫡长子继承制度确立，王位纷争问题得到了制度性解决。后代在周制基础上，发展出了严密的继承人确立程序即太子制度。历史中的继统方式，父死子继早就有，但嫡长子继承的诞生才真正消除了纷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兄弟相传改为父子相传，但可以任意传给某一儿子，那么，儿子之间的纷争仍然不可避免。所以，传子制辅之以嫡庶制，才可达到立制目的。起码在《左传》和《公羊传》中，嫡庶制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明。后代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正是发源于西周。
嫡长子继承制，孪生出宗法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他的兄弟就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封国，其他子弟分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嫡子为大宗，庶子为小宗。小宗五世而迁，即过了五世就不再履行宗族的权利义务，有丧事不再服丧。宗法制作为西周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格局，周王享有天下，诸侯立国，卿大夫立家，确立了当时的社会体系和组织原则。
宗法制又衍生出丧服制。丧服分为五等，分别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用以表现宗族内部的亲疏远近和做事准则。依据五等丧服，每个人都可以准确地确定本族其他人同你的距离大小和亲密程度。周人以及后世儒家所谓的亲亲、尊尊、长长，上下有序，男女有别，靠的就是五服划分的秩序等级。直到今天，判断一个人亲属远近，依然使用五服这一概念。中国管理中的“圈子”现象，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都是由这里衍生出来的。
按照五服的标准，周代确立了祭祀祖先的庙数制度。商代没有庙数限制，祭祀的祖先数量众多。这种祭祀会大量消耗社会财富，而且也会因为祭祀太过频繁而轻慢，难以收到庄重效果。所以，周代采取“毁庙”方式，对过于古老的先祖不再祭祀。按照春秋时期的记载，周的庙数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这样，既能收到“慎终追远”的效果，不违祭祖本意，又能在现实与鬼神之间取得平衡，保证各种资源优先满足现实生活。
周礼的体系框架由周公确立，此后不断演化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完整的“五礼”。从两汉到明清，“五礼”一直是治国的基本规范。近代的曾国藩，就认为经世致用首先要学的就是“礼”。所谓“五礼”，在《尚书》中就已经出现，但到底是哪五礼？在后来的《周礼》一书中确定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此后，从汉代到清代，各朝礼典都按照这一体系来制定。所谓吉礼，是祭祀礼仪，包括对天神、地示（qi，也作祇或祗）、人鬼的种类繁多的祭祀，用来祈福求吉。所谓凶礼，最主要的是丧礼，还有荒礼、吊礼、禬礼、恤礼等。所谓军礼，包括师、均、田、役、封等军事礼仪。所谓宾礼，包括朝觐礼、相见礼等。所谓嘉礼，包括婚冠、饮食、宾射、燕飨、脤膰、贺庆等礼仪。这些礼仪，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朝野上下宫廷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处处可见。李宝臣的《礼不远人：走进明清京师礼制文化》一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对中国礼制文化的源流和现实状况有着很详尽的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周公是周礼的集大成者，但周礼并不是周公的“纯粹构建”，而是在经验基础上的制度集成。在这一集成过程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因俗以成礼”，二是“礼缘人情而作”。这两点，奠定了中国传统礼治的基本路径：一是以经验和习俗作为管理国家的基本知识来源，重视制度的演化性质，以经验和习俗为基础进行建构，由此形成了中国管理思想的保守主义传统；二是在人和事两个方面强调人的主体性，管理是对人的管理而不是对事的管理，用人治事的重点在用人，由此形成了中国管理思想的人治主义传统。
周礼不是凭空得来，而是对此前人类活动形成的习俗的概括和反映。大量的礼仪，实际上都来自于从上古到当时民俗的归纳提炼，如冠礼和笄礼、婚礼和丧礼、相见礼、乡饮酒礼、射礼等，无一不渗透着习俗的痕迹。《史记》称，周初分封，太公封在齐，其治国方略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周公之子伯禽封在鲁，其治国方略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感叹道：鲁国的后世得北面事齐了，尽管伯禽严守周礼，但却不知道因俗变通。“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而后来的历史发展，恰恰证实了周公的判断。
按照儒家子思学派的解释，礼要符合“人道”。《礼记·大传》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郭店楚简《尊德义》也说：“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所谓“道”，古人认为就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无需证明的规律。儒家解释为：人道来自人性，人性来自天命。即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礼仪要“达天道，顺人情”。由此，春秋以降的学者，展开了对人性的探索。这种人性探索，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基本思路。
周公制礼作乐，与他的历史地位和品德人格有关。《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制礼作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制礼作乐焉。” 在西周，只有文武二王和周公具备这样的条件。然而，《乐记》又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文王和武王，虽然具备制礼作乐的位和德，却功未成治未定。所以，这一历史重任只能由周公承担。后代的礼乐渊薮，由此奠定。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壹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