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风调雨顺，中国粮食产量 实现了“九连增”，但中国现有的18.26亿亩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实际上只有48%，也就是说我们一半是要靠天吃饭的，只有下雨才有收成。而老天爷是靠不住的，电影《1942》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历史，那一年河南发生旱灾，赤地千里，饿殍成千上万。以史为鉴，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其实不仅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更要提防官老爷们的无情。

　　11月29日，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在众多影迷的期待中上映了。这部片子凝重地“温故”了1942年河南旱灾引发的人间悲剧。

　　而同样在11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中国粮食产量跟不上需求增长，如果中国不进口农产品，全靠自己生产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那么，将需要额外增加6亿亩播种面积，相当于目前播种面积的25%。

　　11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比2011年增产3.2%。实现粮食产量“九连增”。

　　那么，“九连增”，就能保证粮食安全了吗？人均1.35亩耕地、超过一半耕地靠天吃饭、国家储备粮粮云山雾罩、“死”都守不住的耕地红线，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其实我们的粮食安全真的很脆弱。

　　电影《一九四二》灾情的爆发地河南，今年以另类的方式在提醒人们关注“粮食”。那就是在该省开展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据媒体报道，仅河南周口市就 “平迁200多万坟墓，复种耕地近3万亩”。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声中，当地政府还是坚称“对还没有平、迁的坟头，坚决平、迁到位，不留死角”。

　　我对河南的“平坟复耕”是极其反感的，不是因为“复耕”该不该，而是因为，我认为河南官员骨子里，根本不是为了考虑老百姓的口粮而“复耕”，而是为了增加名义上的“耕地”面积，用来置换出土地指标出售给地产商进行商业开发，从而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真是为了增加农业耕地面积，把城市周边因半拉子工业开发而撂荒的优质土地，以及农村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人耕作而撂荒的土地，通过助农政策利用起来，恐怕远远不止“平坟”而获得的土地。这种为了“商业利益”而泯灭良知，大面积有组织地把人家祖宗从坟里刨出来的做法，恐怕历朝历代无出其右的了。

　　耕地逐渐减少，以至于河南政府在“平坟复耕”，但根据官方数据，我国的粮食产量却在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今，中国的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粮食年产量从2004年的9389亿斤到2012年的11791亿斤，增加了2401亿斤粮食。人口则从2004年的13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13.47亿人，增加了4737万人。按人均粮食产量计算，则从2004年的人均722斤增长到2012年875斤。国内粮食增产的同时，我国粮食进口也在增加。在2008年之前，我国是粮食净出口国，2004年净出口53万吨，2008年达到顶峰，净出口3665万吨。2009年形势发生逆转，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2009年至2011年净进口量分别达到4894万吨、6420万吨和6102万吨。

　　对于中国的经济数据，我常常会想起十多年前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刘墉对江宁知府说的一句台词（大意）“如果你们年年修的河堤都是真的，那你们的河堤早都修到京城了，那还需要朝廷年年拨付河堤款。”一边是粮食产量“九连增”，一边是粮食进口不断扩大，这里面固然有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但地方官员的“制造数字”的能力，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

　　粮食生产靠天吃饭，战略储备和备荒储备（俗称“甲子粮”，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事关重大。我国在1990年建立了粮食专项储备制度，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国家粮食储备局。但我们的储备粮库里到底有多少粮食？在朱镕基时代，曾经发生朱总理到地方检查储备粮库，地方组织运粮车队先期赶到把粮食装入库里接受检查的“造假”现象。朱总理巡视一圈，每个粮仓都是堆得满满的。可朱总理不知道的是，他看到的每个储备粮库的粮食其实是同一批粮食，只是每次都赶在他的前面装进了库里而已。

　　在2008年两会期间，“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反映个别地方粮库是空的，应秘密严查，查实国家粮库有无虚报。把这个本来只有少数人知道的虚假库存问题，曝光在全国人民面前。

　　九年风调雨顺，中国粮食产量 实现了“九连增”，但中国现有的18.26亿亩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实际上只有48%，也就是说我们一半是要靠天吃饭的，只有下雨才有收成。

　　而老天爷是靠不住的，电影《1942》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历史，那一年河南发生旱灾，赤地千里，饿殍成千上万。

　　近来，有不少经济学家频频发言批评中国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认为中国应该腾出更多的土地来开发房地产、发展工商业 ，粮食问题可以依靠贸易来解决。我不知道，把自己的命脉拴到别人的裤腰带上，如果发生大面积的灾荒，观音土都不能吃，钱币能充饥吗？

　　我记得历史书上说，明朝末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东南沿海其实挺富裕的。但是，崇祯一年，陕西大旱；崇祯二年，陕西大旱；崇祯三年，陕西大旱；崇祯四年，陕西大旱。于是，陕西大地，树皮、草根、观音土，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光了。再加上吏治腐败，勤政的崇祯皇帝拨了十万石粮食赈灾，从户部、州府官员到代发赈灾粮的乡绅，一路贪污后，到灾民手上的恐怕五千石都不到。于是出现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帮猛人，最终把崇祯皇帝送到了煤山上的那颗歪脖子树下。

　　以史为鉴，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恐怕不仅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也要提防官老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