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促进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推出了17项纾困措施，涉及金额168亿港元。这些措施包括，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把政府贷款担保由七成增至八成；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个人实行减税退税，增加了人们的信心，扩大了人们的消费。据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介绍，预计有50万香港市民将获退税，80万人今年不用交税。“80万港人免税”的做法在内地实施的可能性不大，但减税退税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受到专家肯定———

　　“减税，从短期看，确实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由于政府减税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企业发展，丰沛税源，增加税收收入。”

　　有媒体认为，“80万港人免税”的背后彰显了特区政府的责任，也闪烁着特区政府执政的智慧。用减税退税应对金融危机，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笔者认为，香港的做法值得内地借鉴。

　　根据经济学原理，应对经济危机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采取增加政府投资和减少税收的措施。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扩大对社会产品的需求，刺激生产的发展，同时拉动民间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减税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负担，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收入的增加，有赖于税收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减税在短期内会减少财政收入，从而制约政府的投资。这样，减税与增加政府投资似乎是矛盾的，减税影响了政府的投资。其实不然。减税，从短期看，确实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由于政府减税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企业发展，丰沛税源，增加税收收入。

　　那么，在减税的条件下如何增加政府投资呢？政府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主要靠加强税收征管，减少逃税来保证，靠发行公债来补充。企业是税收的创造者，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提高税收负担，强调“税收稳定增长”，力保税收，确保财政收入，必然导致企业亏损甚至破产，使税收成为无源之水。因为税收来源于企业，来源于经济，只有经济发展，才有税源增加，才有税收增长。在危机时期减税，对政府来说是短期让渡，长期获益。

　　为了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内地可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在税收分配上正确理解和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结构性减税并不是全面减税，而是有增有减，以减为主。通过落实减税政策，促进企业的恢复和发展。这既是应对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在减税方面，笔者建议：

　　在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增值税负担的同时，与国际退税制度接轨，恢复出口产品征多少，退多少的彻底退税制度，减轻我国出口产品的税收负担，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品的出口；

　　进一步调整所得税的负担。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为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建议把小型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0%调为15%。这一调整，减少的税收收入不多，但带来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则很大。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调整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分类所得税制为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同时，与生活水平、物价变动相联系，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费用，相当于企业所得税的成本费用。当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还不可能按个人的实际费用来扣除，只能实行法定费用扣除制度。但法定费用扣除标准的制定，必须考虑各地不同的物价水平和实际支出状况，标准不应全国“一刀切”。建议实行幅度（或浮动）费用扣除制度，允许省级政府在全国基准费用扣除标准上下20%的幅度内，确定当地的费用扣除标准；或者在全国2000元-3500元的幅度内，确定各地适用的扣除标准，减少因费用扣除不足，虚大应税所得额，增大纳税人负担的现象。另外，应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制度，减少级次，降低税率，减轻负担。如对工资薪金所得的征税，第一级税率5%不变，所得额应由现行的500元以下，改为3000元以下。保护低收入者，照顾中等收入者，调节高收入者，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和发展；

　　调整和扩大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在减少流转税其他优惠制度的同时，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对农民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实行退税制度，减轻低收入者和农民的税收负担。同时，为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建议提高所得税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可考虑企业所得税由12%提到15%或20%，个人所得税由30%提到40%或50%，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