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的由来真相
莫干山主报告起草人徐景安答本报问
今天，提及「莫干山会议」也许并不广为人所知，但是，打破计划价格坚冰的决策正是发端于此次会议。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是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2011年11月26日，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以华生研究组（华生、何家成、蒋跃等）、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不过，作为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报告的起草人
徐景安由王岐山专门点将
香港商报：您作为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报告起草人，却未获得此次针对「价格双轨制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者的奖项，您有什么想法？
徐景安：这个获奖消息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上网查了一下，华生在获奖致词中说：「那次会议实际上最主要的组织者，应该说是王岐山，包括做出贡献的整个报告执笔人徐景安，印象特别深的是专门点将，总报告由他来执笔，我们当时是学生，他是国家体改委处长。」据介绍，这个奖是经过民主程序评选出来的，但不知为什么将「价格双轨制」讨论的主要参与者都一个不落地列上，而唯独把作为「主要组织者」和「总报告执笔者」的我遗漏了？
香港商报：华生说，「您是被『专门点将』来起草总报告的？」
徐景安：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司处长。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我就参与了。后来，张钢负责会务，我负责学术。会议讨论分为7个专题，价格问题是我定的，会议期间，我一直在这个组，最后作为会议成果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都是由我执笔起草的。事实上，价格组从题目确定、讨论主持到报告起草都是我负责的。
香港商报：您当时为什么这么关注价格问题？
徐景安：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我工作就在中南海，非常了解当时改革的焦点就是价格问题。
香港商报：价格改革难度很大，十分复杂，众说纷纭。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就吵了七天七夜。您写的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也就3300多字，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说清楚了，并且得到认同，成为国家价格改革的方针。十分佩服您的功力，您能讲讲其中的原因吗？
徐景安：华生说的对，「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张维迎的功劳在于把「放」的思路引入了价格改革之中。在莫干山会议此前的价格改革的方案中，只是「调」，无非大调、中调与小调。维迎「放」的主张，即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今天看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田源是「调」派，虽然也主张「与市场调节要求相适应，继续有选择地、适当提高或放开一部分计划外产品价格」，但主要还是「调」。华生他们提出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主张「利用工业品自销比例扩大、价格松动这一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进一步扩大工业品进入市场的比重」，「到几种主要物资市价统一、平稳、下跌，就可以开始分步调价」。
应该说，他们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形成可操作的思路，这可以理解，他们还都是研究生。而我十分了解经济的实际运行与价格改革的难点，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和方案是我的强项。我的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除重点建设项目、重点生产企业外，由计划分配改为市场供应。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采取这种做法，就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革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
9月20日张劲夫就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香港商报：我注意到，您的报告提的是「调放结合，先放后调」，怎么后来说成是「价格双轨制」呢？
徐景安：在莫干山会上是调放之争，而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之争，所以我在起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中，就没有提「双轨制」。但放调的结果形成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双轨制。后来人们就把这项改革称为价格双轨制改革。
「价格双轨制由来」的争议
香港商报：张维迎在其《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写道，「1984年4月，我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在莫干山会议上，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原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您对他这种说法如何评价？
徐景安：曾有人对此写过「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盗名双轨制」的网文，说：「张教授参加了价格问题的通宵辩论会，只不过他的主张是一步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根本不是双轨制。提出双轨制并与他展开辩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华生、何家成、高粱和张少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在会上，张教授一步放开价格的激进主张并不被大家接受，双轨制思路则得到广泛共鸣。因此，大会派出代表下山去向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劲夫汇报时，自然也没有张教授。」这就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由来问题上发生的争议。
香港商报：这件事在经济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您作为主要当事人是应该说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
徐景安：维迎把
香港商报：那么，张维迎怎么成为莫干山会议上「放」派代表，华生他们成为「双轨制」代表？
徐景安：当时，田源是「调」派，维迎主要是与他辩论，阐述「放」的主张，他就成了「放」派。华生综合了他们的见解，提出了「改调结合」。我受了他们的启发，着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层面上提出了办法。
香港商报：这确实是一次完美结合。
徐景安：维迎把「双轨制价格」的功劳归于他一人，这是挑起争论的起因。我当时回信给维迎：「我觉得你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有缺陷的。不提华生，是不对的。对我的评价，我一直没有计较。但对你来说，在书中这样描述，难道没有可改进的地方？你现在说：『我从来不否认你的贡献。事实上，没有您的贡献，这个思路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作用。』可书中却不是这样写的啊？我的作用不仅仅使双轨制『容易听进去』，而是具有了可操作性。」但维迎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相反大动肝火。在我们一次见面时，他竟然激动地扬言要动手！
香港商报：为什么事，他这么失态？
徐景安：这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价格双轨制」成为国策，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使他的研究实现了应有的价值，也因这篇文章他调入体改所，我当时是副所长。他在来函中说「能遇到你这样的领导是三生有幸」，我不需要他感恩，但应该有起码的尊重。他之所以动怒，是我说了这句话：「维迎，究竟是我的主报告抄你的，还是你抄了我的？」这使他怒不可遏。
香港商报：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徐景安：我写的主报告就如何「放」，提出「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而维迎在2006年出版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书中提出「先从长线产品（牌价接近市价甚至高于市价的产品）放起」。当时我看了觉得有些疑惑，究竟是我的主报告参考了他的提法，还是他按我的主报告作了修改？当我收到他发来
改革理论创新非经济理论创新
香港商报：华生和张维迎都承认您对「双轨制价格」理论的重要贡献，为何却把您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
徐景安：这您可以去问评奖的主办单位。但我猜测有一个原因，我不算是经济理论圈的人。1989年薛暮桥在我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的序中指出，「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过去偏重于理论研究，忽视应用研究，特别是忽视对策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经济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规律、特征、体系、概念的研究和推理上，还要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方针、政策、步骤和方法。有些看不起对策研究，认为缺乏理论性，没有学术性。其实，研究对策，不仅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还要了解经济生活的实际运行。在我们国家，对策研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需要加强，需要提倡。」「关心实际，了解实际，从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出发，深入研究，提出见解，不唯书，不唯上，这是经济研究工作者应有的风格。我认为，这也是徐景安在经济研究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价格双轨制」与其说是「经济理论创新」，不如称「改革理论创新」。「价格双轨制」，既不符计划价格理论，更不是市场价格理论，这算什么「经济理论」呢？一种物资两种价格，为倒卖倒买大开方便之门，产生了改革进程第一次大腐败，所以曾被经济理论界批得狗屎不如。理论的特性是追求彻底，改革则需要妥协，当时需要从计划、物资、价格连环的计划体制中打开缺口，而又不引起经济生活大的震荡。价格双轨制，稳定存量，改变增量，又从供求平衡的行业放起，缩小存量，扩大增量，这不仅化解了价格改革的系统风险，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香港商报：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价格双轨制」很难说成是经济理论创新，实际上是改革技巧、改革方法、改革艺术的一个创造。
徐景安：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结合中国实际阐述市场经济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会失去方向。但这不能算是理论创新，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已很完备，只是如何应用的问题，这就是改革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维迎讲的「放」，对当时中国价格改革很重要，起了启蒙作用，但不是理论创新。关键在于怎么「放」，一次性放开的休克疗法不适用于中国，莫干山会议的贡献就在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找到了「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以放为主」以及从供求平衡的行业放起的改革思路与操作方案，这很快就成为国务院的决策而推行。我国的改革实际上都是走双轨制道路，成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
香港商报：您认为双轨制对当下中国也有应用价值吗？
徐景安：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人们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实行宪政啦、民主啦，停留在目标的描述上。问题是怎么过渡，也就是解决此岸向彼岸的桥，需要研究改革的方法。改革从本质的意义上，就是保留和承认旧运行规则范围的同时，开辟新的运行规则范围，逐步缩小旧的，扩大新的，完成过渡。所以，改革就是走双轨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