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多次披露救人反被诬的社会新闻：热心人看到有人被车辆撞伤或其他原因导致伤病，主动上前救助，被救者事后却反诬施救者是肇事者。媒体披露的这类社会新闻中，引起需要救助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起先是由别的行驶车辆撞伤，无疑占很大比例。

　　对于这类社会新闻，人们每每感叹：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社会价值观缺失、以后不能随便救人了。对于这一类喟叹，不想在这里讨论，只就处治之道略论一二。

　　若全面分析此类事件的前因后果，不得不说，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及相关剖析，视角是高度扭曲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狭窄的。这并非说，媒体和公众谴责诬人者有什么不当；而是因为，在这类社会新闻中，媒体和公众轻易放过了此类事件中的首恶者。

　　回顾媒体报道过的这类事件，其共同的特点，被救助者起先被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相撞，是该事件的前一阶段。而从被人们高度关注的此类施救者反被诬的报道中，由不见提起抓获撞人者可知，真正的肇事者不仅撞了人，而且肇事后逃逸。无疑，这样的肇事且逃逸者，更应受到谴责，一旦抓获，经济上必须付出代价，性质严重者应依法受到刑事处分。

　　抓住这一类肇事逃逸者，自然有难度。但是如果在公众的眼里，肇事逃逸反而成了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不算重大违法行为、甚至似乎肇事逃逸成了可原谅之事，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从社会道德角度，这才是真正可怕、可叹的事。

　　就当前中国的现实而论，如果把眼光放得阔大些，机动车肇事撞人后逃逸者，必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其中的尤为可恶者，为免使自己被受害人认出担责，反将受害人杀害，如药家鑫之流，在当今中国也绝非药家鑫一人。

　　确实，反诬施救者不仅不道德，也理当承担诬人的社会代价，其中的明知非其所撞却有意诬人者更为可恶。但平心而论，也有属于被撞得人五人六时的误认。真正作下祸根的，无疑就是肇事逃逸者。

　　社会怎样应对救人被诬和肇事逃逸事件呢？认为主要依靠道德自律或说教，例如倡导倡导和谐，能够根本上解决此类事件频发现象，这是不折不扣的幻想和自欺欺人。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可能实现。历史上从无这样的社会，今后也绝不会有这样的社会。例如，无论是中世纪宗教势力极盛时期的一些欧洲国家，还是现当代宗教权力很大的一些国家，似乎教义和不容否认的若干社会道德就成了社会的主宰，事实上却十分明白：对违反此类社会秩序的暴力惩罚是何等严厉和残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依靠国家机器和巨大的行政力量。道德、宗教、思想等意识形态的事物，毕竟是居于从属地位的。

　　与现在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社会建立在实质性的而非思想、道德上的制约关系，才是基础性的制约关系。经济和法律互为条件的制约，就是实质性的基础制约机制。绝大多数肇事逃逸和施救被诬事件，属于民事责任范围。肇事损害赔偿和肇事逃逸赔偿一望而知；施救被诬赔偿包括名誉受损和精神损失赔偿。其中有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民事责任往往也更大。民事责任的很大部分就是经济责任。实际问题在于，多大的经济责任才较适当呢？

　　前年曾去日本旅游，导游是日裔华人后生。记得他在介绍日本社会时，异常明确地谈到：在日本如因驾驶员责任发生车祸，个人赔偿责任极重，以至到了要赔三代的地步。当时虽未向他询问具体细节，但大体而言当不致失实。

　　中国虽不能照搬外国，但共同性社会事务处治上的借鉴实在既必要也重要。这还因为，当中国社会整体还处于十分贫困状态时，也就不具备个人经济责任严厉追究的前提条件。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社会的法治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的中国，就急需加大民事行为中的损害者的经济责任。

　　只有当严重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依法得到惩处；受损者不仅伸张了正义，而且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也得到与受损程度相称的赔偿，社会公认的道德才有扎实的根基。这一切，只能经过持久的实践来达到。

　　201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