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的“越位”和角色的“错位”，是我国税收负担沉重的主因，再加上法制不健全，设税和征税的随意性加大，以及税收使用的不透明，才使得居民的税负痛苦指数居高不下

　　美国《福布斯》杂志今年最新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虽然税务部门否认该指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大多数的学者和普通民众均对中国税负沉重的现实有高度的认同。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为何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税收负担会如此沉重？税收种类如此繁多？其中的内在逻辑究竟何在？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税收负担要比一些国家（主要是部分欧洲福利国家）要低。据测算，2010年，中国人在一年365天中，需要为税工作161天，而法国、德国、瑞典等福利国家则要超过200天。但相比这些福利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低工资低福利的中国人自然要感到“痛苦”得多。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税负则显然要高得多，比如美国的税负工作天数只有102天，几乎要比中国少两个月，即使英国、葡萄牙也只有150天，当然这些国家的发达程度远非中国所能比。

　　中国的税负重，税收种类也繁多，而且主要税种税率偏高。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税负负担不公平也是导致国人感觉“痛苦”的一大根源，在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成了主要的纳税主体，而企业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税收转嫁，将大量的税负叠加到消费者头上。

　　对于中国为何税负沉重、税收痛苦指数高企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收入分配体制中政府与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公平，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盘子中占有过多的财富，而居民收入则要相对逊色的多。从1997年到目前，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不足40%，而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迅猛增长，如果再加上预算外收入，占比已超过30%。

　　其实，这些仅仅是表面现象，中国税负沉重的真正根源，还在与政府管的事情太多，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太深。无所不管的行政体制必然导致机构膨胀、人员臃肿、行政成本上升等问题，根据财政的“事权”与“财权”对等的原则，事权膨胀的后果就是财权的扩张。

　　中国的行政机构是个典型的“大政府”架构，触角延伸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以经济领域为例，政府部门不但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而且还通过国有企业参与国民经济活动，有些部委（比如铁道部）甚至自身就类似于一个巨型公司，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一些竞争力弱和经营不善的国企，国家还给予巨额的财政补贴。

　　除了社会保障支出等必要的财政支出外，大量的财政资金还被地方政府投入到“铁公基”以及不少经营性的项目上。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十分强烈，财政资金不足，就转而以土地为质押向银行大举借债，致使地方债务负担加重。这又为政府千方百计依靠税收和收费增加收入提供了动机和借口。

　　事权膨胀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员臃肿，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目前我国“吃皇粮”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就达5000万人以上，很多地方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个别地区甚至还不得不拖欠公务人员和教师的工资。

　　由此可见，政府职能的“越位”和角色的“错位”是我国税收负担沉重的主因。正是因为职责不清，管事太多，使得机构和人员膨胀，对税收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再加上法制不健全，设税和征税的随意性加大，以及税收使用的不透明，才使得居民的税负痛苦指数居高不下。因此，改革政府体制，尽快从“大政府”模式向“小政府”模式转变，增强税收制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才是减轻税负、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