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几位知教授举报原校长石元春利用职权窃取科研成果、追逐官位，获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称号。石元春则委托律师郑重声明，举报者无任何事实依据，纯系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损害了石元春的合法权益。中国农业大学还举行了一场来自河北曲周县6位农民 “为石元春喊冤”的媒体见面会。

　　从举报信列举的事例来看都事出有据，石元春的声明也言之凿凿，迄今为止，细辨举报“事件”并非完全是针对学术造假、抄袭之类的内容，而是科研成果的真实归属问题。我认为，“石元春事件”实际上彰显我国科技成果奖励制度以及科研教学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科学家的道德底线。

　　从道理上说，被政府任命为大学校长或科研院长，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上，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成果，出人才。即使有些科学家兼职指导某项科研题目，亦不应当本末倒置；所获得的科研成果或发表论文亦应归功于从事科研实践一线人员。领导人不能沽名钓誉，完全攫为已有。这是一个最基本道德底线。

　　但是，我国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沿袭国家行政体制的组建模式，赋予相对应的行政级别，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和“官本位”。今天农业科研采取“项目制”管理，有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大多向拥有“官位”的学者倾斜，官员垄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科研资源，利用权力维护既得利益。按官位分配科研资源和奖励也是不成文的规定。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流行这样的顺口溜：“先入党，后做官，戴帽教授研究员，项目课题进财源。”走仕途远比走学途迅速快捷。一些底蕴不足、研究乏力的人，很愿意走曲线攀升之路，甚至当上教授还愿意去竞选系主任或科研处长。一般在荣任校长、院长、所长乃至主任职务，立即显示出“马太效应”，要主持多个国家项目或课题，要有若硕士、博士为其做研究工作，要挂衔很多科研成果。当了校长又要争院士，还要向部长位置进军，那还有更多心思和精力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

　　最近一个时间媒体曝光一些院校负责人垄断科研资源、窃取成果事件。大学校长主持很多重大研究项目，把多项科研成果都挂上自己的名字。官位、学位以及经费再分配构成了累加优势。石元春先生也说过：“自己担任校长的八年间，学校正处于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时期。”行政工作如此繁忙，有多少时间能工作在科研一线呢？当然，校长可能对每个项目或基点去视察或指示，但不等于做过具体的实际工作，每项科研成果都要挂名首位，学术著作位居主编。看一看今天相当多的科技主管官员，有哪一位不是科研成果累累，学术专著等身。

　　“官学两栖”科学家并不鲜见，这是中国特色。在公开场合更显示荣誉和地位。在专业化分工精细的现代科技社会，每项职业都需要从业人员一心一意，责无旁贷，复杂性的科研工作与行政工作更是要全力以赴。科研有科研的套路，行政有行政的模式。前者需要“板凳须坐十年冷”、“面壁十年图破壁”，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而行政官员事务繁忙，头绪复杂，经常要听取汇报，实地巡视，出席会议，安排应酬，深思熟虑静心搞研究的时间极少。最好的规则是一个人要么搞行政，要么搞科研。“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既要做高官又要挂衔院士，最后肯定是声誉一时逐步升空的气泡。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应逐步取消“等级制度”，去“行政化”是体制改革难以迈过又必须迈过的“坎”。“石元春事件”可以看作农业科研教学领域公开的科技批评和学术质疑的案例。中国农业大学位列全国教学和科研最高学府，完全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主持这场以实名制举报发端的科技评论和学术争议，以“石元春事件”为契机，揭示农业科研教学领域的权力腐败。原校长石元春先生亦应放下包袱，以此案例“现身说教”解剖和评论科研教学领域的体制弊端，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