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后人公开抗议预告十月公开上映的电影《竞雄女侠·秋瑾》，“该片许多情节不尊重事实，就是现在说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且影片拍摄也未经过后人授权同意，属于违规拍摄。” （今日早报，9月14日）

此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凡涉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须有亲属或后人授权才能开拍”。事实却是，制片方并没有按照国家法规办，而是一方面单独开拍电影，一方面假意征求秋瑾后人意见。其二，秋瑾后人审阅电影剧本后，认为“这个本子不行，大部分是描写夫妻打架，家庭琐事等，甚至写她有打丈夫，把革命先烈秋瑾写得像个泼妇一样”；其后，电影编剧写出了秋瑾后人认为“基本符合事实”的“第二个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却因为“投资方不同意，‘无票房价值’”而被否决，电影仍然按照秋瑾后人反对的“第一个剧本”拍摄。

显然，制版方制作这部以纪念秋瑾烈士为主题的影片，动机并不在“纪念”而在“票房”。制片方给媒体的回应说得很明白：“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秋瑾是应景的好题材”。这就是说拍摄秋瑾题材的电影只是为了“应景”，而借“应景题材”争抢“票房”才是“实意”。正因为只是以“秋瑾”做“应景”，我们才会看到，制片方把拍摄严肃的历史题材当作儿戏，不仅可以为“票房”肆意篡改历史，阴阳颠倒、黑白混淆的“添佐料”；而且公然无视国家法规，以欺骗方式忽悠秋瑾后人。

我在网上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宣传片，从中看到的确实如秋瑾后人所言，电影中的“秋瑾”被描绘成了一个“大打出手”的黑衣女侠。据史料记载，1907年7月14日，浙江山阴县令李钟岳奉命查封绍兴大通学堂，并逮捕秋瑾，“县令怕伤及秋瑾，喝令兵士不得射击女子。此时，秋瑾正穿着长袍立在屋脊上，听县令喊话便脱下长袍。军士见是女子，不复射击，得免于难。” 这个历史情景，无论秋瑾还是清兵，都是没有“大打出手”的；然而在电影中，却是秋瑾与清兵的一场混战。

电影这样“演绎”历史，不仅违背了李钟岳同情秋瑾、竭力保护的史实，而且违背了秋瑾的精神品格。秋瑾自名“剑湖女侠”，并非标榜江湖侠客，而是矢志做复兴中华的革命战士。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败被杀；秋瑾被徐弟告密，友人劝她逃离，但她拒绝离开绍兴，认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秋瑾是以慷慨赴死的精神接受了被捕和处死。这部电影将被捕时的秋瑾演绎为一个“身手超男的马路打女”，极端贬底了秋瑾一代英豪的精神品格。制片方根本不懂得，真正艺术地表现秋瑾的精神品格，才是这部传记电影应当开掘的诗意内涵，是它可具有史诗巨作的艺术魅力的源泉所在。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制片方既没有对艺术的虔诚，也没有对历史的敬畏，他们只有一个信仰“钱”。他们把“艺术”作为谋钱的工具；而为了“钱”，他们放肆的欺凌历史。制片方对待历史的态度，表现了近年来国产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制作的一个普遍趋向：把历史题材作票房幌子，肆意篡改、编造史实，兜售低俗廉价的娱乐影像。这些国产电影如此“消费历史”，不仅败坏了中国电影的文化声誉，而且也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电影的艺术生机。

在中外电影史中，所有成功的历史题材电影都证明：电影借重于历史题材，根本意义是电影接受历史的深刻和沉重的洗礼，从而获得深厚的历史底蕴。反之，如果以欺凌的态度对待历史，为票房而“艺术”，绝不是电影的出路，而是电影的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