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方糖溶化在一杯水中，我们感受到甜味；若是再加三杯水，变成了四杯，我们还得承认它是“糖水”，但实际上给人的味觉就完全是另一码的事儿了。这一杯糖水化为四杯糖水的物理过程，称之为“稀释”。

　　我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个物理现象呢？因为社会生活中也大量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尤其是当我们审视知识和知识分子领域的问题时，就显得更加突出和强烈。前些时候，着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大声疾呼，为大学改革提出了十条建议，第一条就是现有的大学博士点应砍去一半。为什么这个建议放在第一条，又以非常绝决的姿态，我以为恰是它涉及了知识和知识分子领域的严重“稀释”的问题。而我们仔细一想，不寒而栗；“稀释”绝不止于博士点的问题。

　　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高校破格提升讲师，很多同事和朋友给予了热诚的祝贺；虽然没有立刻加工资，我确实还有一点自豪感；因为评选的标准和过程认真而严格；宣布之后，大体的反映是“名副其实”，符合标准。而到了80年代，从文革取消职称到恢复职称，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我成了教授的时候，自豪感全然消失；有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味道，你当“妈妈”，我当“爸爸”，很逗乐，却不能当真。后来我被邀为系、校、省三级职称评委。太多的事实告诉我，标准已大大降低；没有学术与教学评价的科学机制，对教授更没有学术水平在本专业领域达到领先水平的要求和论证。真管事的只有两条：一是论文数量和图书的厚度；二是资历。以后有了论文在哪里发表的要求，如刊物和出版社的级别；离开了严格科学的学术论证，这当然是荒唐。正是这荒唐的规定给某些刊物开辟了财路，所谓“版面费”、“认刊费”由此而出；甚至还培育出一个荒唐的产业，论文销售业（据说年产值已达10亿）；而那些官员在职读博，更是丑态百处。于是，为什么刘道玉先生要大幅度地减少博士点呢？重要的原因是太多挂着“博导”头衔的教授，太多的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离开这头衔所需要的实力距离太远。当年海南出现泡沫经济的时候有过一个笑谈：“树上掉下一个椰子，打伤一批总经理。”如今在学界，这个笑谈完全适用，只需把“总经理”换成“教授”甚至“博导”。

　　知识含量的“稀释”最突出的物质兑现，就是知识分子的降价。

　　我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教授的工资相当于部级干部；1957年在反右的高潮中，降价先从大学毕业生开始，为降低知识分子的待遇作了铺垫；从此，一直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经常面对“大好形势”的报道，却看不到待遇的上升。

　　文革结束，“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说法势不可挡。应该说，水涨船高，知识分子（包括教授）收入的绝对值是上升了，从几百变成了几千；但相对值却是下降了；教授从“部级”降为“厅局级”；所以当时就有“教授明码降价”的说法。还要说清楚的是，教授的这个“厅局级”还是名实不副的；譬如在福利分房时，规定教授（正高）住房标准相当于厅局级，但我却看到很多厅局级事业单位党委、党组成员兑现了这个标准，而正高的知识分子却还挤在几十平米的旧屋中；得到的是一个“面包会有的”承诺；之后福利分房的政策取消，进入了从市场购房的阶段，那“面包会有的”承诺变成了货币补贴，就是说给钱让你自己去买吧。那么，补了多少呢？据很多拿了这个补贴的朋友告诉我，买不到一平米的面积。而这时候，货真价实的厅局级正向第二套房子大举进军；名曰“集资房”，实为“第二套福利房”，钱是要出的，但具有“象征性”。这就加深了一种印象：什么好事碰上知识分子就得“稀释”！于是，出现了10个教授追逐一个处长位置的新闻；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一个名份上相当于厅局级的教授，不如一个货真价实的县处级。

　　到此，“稀释化”还没有停止。“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承诺，在报告中、文件中一字未改，却出台了一个举措，既不须人大通过，不须政协参议，更不须公示，这就是很务实的公务员的全面加薪。于是，一个事业单位的汽车司机恰好在行政编制之内，他的工资就超过了本单位的正高。而普遍的情况是，一个教授的工资不如一个货真价实的科级。我想，10个教授应当与时俱进去争当科长了。

　　应当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完全忘怀，想提高一下，改善一下的动作也是有的。但不知为何，总也突破不了“稀释”的模式。譬如，那个国家级的“专家特殊津贴”。这个津贴的发放标准是“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这个标准没有问题，但实施的过程则完全稀释化了。

　　首先，它有一个数量指标，于是下面的任务就成了完成指标；符合标准不是第一位的。这就给滥竽充数开了一大缺口。

　　其次，评选的主体是人事部门，由人事部门首先提出人选，然后再“征求专家所在单位和同行专家的意见”；于是有谁愿意和人事部门唱反调呢！

　　再次，最有杀伤力的是奖励与“突出”完全脱钩。用100元津贴来奖励“突出贡献”，完全成了“逗你玩”；起不了任何激励作用。

　　于是，从1991年开始，一大帮人每人每月多了100元，起了聊胜于无的心理作用；为什么是“突出贡献”，一大帮有“突出贡献”的人摆在大家面前，向他们学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而更主要的是大家也不想弄清楚。谁又在乎100元的“大事”呢！好玩的是有的获得者还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特贴专家”的称号，几乎成了大家的“笑柄”。当然，到了2009年，100元变成了600元；但1991年到2009年，时隔18年，平均工资已涨了几十倍，600元的含金量低于当年的100元。这微不足道的特殊津贴实际仍是进一步的“稀释”。何况我这里还没有计算物价上涨的部分。

　　特殊津贴缺乏严格的称得上“突出贡献”的标准，缺乏服从严格标准的评选程序，缺乏名实相符的激励金额；总体而言是不高、不严、不相称，是一个“稀释”的典型的标本。

　　放弃60年来愈益加固的“稀释”的发展模式，把“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落实到令人信服的基点上，需要更新观念，而这是极为艰难的任务。

　　譬如，正在讨论的中长期教育改革的规划，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提法，但在如何对待和估价知识和人才的问题上，尚未摆脱“稀释”的根抵，即“官本位”，让我感到无奈。譬如在涉及教师待遇的问题，有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提法，即教师的工资可以“不低于”公务员的水平。当今的中国，教师的待遇若能赶上公务员，也算“大幸”（最近有一项“幸福指数”的社会调查，公务员指数最高）。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提法”岂不等于说明，“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成了大家提高生活水平的标杆，成了大家攀援的高度？！这个提法能体现“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吗？我想到了列宁的提法：“应该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没有的，在资产阶级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日记摘录》《列宁文选》四卷）请想，列宁的提法，和我们的追赶公务员的提法在本质上有区别吗？列宁的观念是对还是错？

　　改变“官本位”的观念，停止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稀释”，难！但再难也要面对。最近《南方周末》系统报道了知识精英移民潮的问题，其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1978年以来，有786万青年才俊流出海外，相当于30所北大、32所清华在校本科生的总数。面对这个数字，我们还能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不去认真应对吗？当然，“稀释”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在此不便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