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七月充满了深刻的隐喻和悖论。七月的开端铺满了庆典的鲜花、如火的旗帜、放大的理想、自恋的辉煌、炫耀的颂歌与尽情的欢腾，颂歌告诉我们，自从有了这样的开端，便有了一种伟大和光明。但在七月的尽头则是祭奠的花环、送葬的白纱、深深的绝望、死寂的黑暗、无尽的挽歌与如灰的悲伤。一个月份的两头充满了红与黑、喜与忧，充满了颂歌中的崇高、伟大与现实中的灾难、邪恶。在七月尽头的这场动车灾难中，亲临事件的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去追寻颂歌中所描绘的幸福与蓝图，他们发现幸福与理想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感受，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普世价值。人在痛苦的时候才需要追求真理、寻找真相。人们还发现真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一个生命来讲不幸福还可以活着，如果没有真相，生命便随时面临着一种被消失的威胁。多年来我们追求的所谓幸福又与某种被高扬的善组合在一起，个人又必须感谢今天被赐予的“幸福的生活”，而真相的掩埋、灾难的制造又源于一种无处不在的恶。人们追求的歌颂中的善不仅未能带来真正的幸福，还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天的灾难，而忽略的恶又恰恰隐藏在这种善的后面、伺机待发。
高扬善的危险性在于向人们规定了一种行为的现实方向：每一个人只要行所谓的善，社会就会不再滋生邪恶，动车就不会追尾，人群就能和谐。也就是说，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并不是什么制度问题，而是人们的善行没有达到境界的结果。或者如某种教义所说的是上天对人的一种惩罚。于是一些所谓的善行会被有意放大，雷锋这样的人物才会粉墨登场，然后大有市场。可是，这种违背了基本人性规律的善是靠不住的，这种道理往往在面临了深刻教训之后才让人明白，原来一味弘扬善的背后都有一种更加功利的动机，善成为一种旗帜是极易被利用的。如果这种善被一种权力所操纵，人们的道德就会被绑架，然后在善的掩护下吮吸社会的伦理资源，为自己的邪恶膨胀开路。郭美美事件之所以使人神共愤，原因在于这种多年来高扬的善是多么的靠不住，而自己的善行并没有助于善，反而喂养了更大的恶。在这里并不是彻底反对善，善永远是人性的一个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坐标，现实中关于善的价值并不是首要的。昔日有“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这句广为人们引用，并为书法家们喜爱书写的格言与孔子语录一样的空洞和虚伪，只是想象了一种道德方向和道德自恋，并不具有扬善止恶的实践性。因为在现实中人们容易辨识小恶，但很难识破大恶，许多大恶看起来像是一种善。既然善小还要为之，“大善”面前就可以献出生命了。二十世纪的许多鲜血和生命恰恰是为了这样的大恶而付出的，但名义上是在一种伟大的善行之下，是为了解放人们。
之所以不提倡将善作为一种首要价值并不在于不需要弘扬善，而是善在现实中是很难辨别的。在生命的许多当务之急中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价值，就像生命必须要有空气，然后才有可能欣赏鲜花。在多余的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之前，一味地扬善又无异于扬汤止沸，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忽略了恶的隐蔽性和破坏力。
当善被扭曲、被利用之后，善的行为不但发生本质性变化，善的目的也会有根本的改变。本来，真正的善不应该有明确的功利性目的，它是人性中自然成长的果实，而一旦被征用之后会变成一种手段。尤其当权力知道善本身的道德魅力之后，会在实现自己的目的中将其变为一种社会动员型手段，让社会成员无条件、无怨言地进入一种道德箩筐。这种情况下，善已不是被当作目的，而是成为权力征用社会力量和民众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在善的逼迫下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追问和利益要求，克己奉献就成为了这种意识形态要求中的唯一合法性，公民权利在善的口号下被彻底剥夺。在高度集权社会有一种通例，就是一方面高扬善的旗帜，并把自己打扮成善的发源地和善的旗手，一方面拒绝承认权力和社会存在的邪恶，并每天制造无数的邪恶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自由民主社会，是天天告诉我们权力和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恶，并每天提醒人们要加以警惕和防范。在专制集权国家，政府会把自己的脸谱涂成一种无所不至的善，并把物质生活的变化当作是国家给予人们的最大善行，因此才出现某种世俗组织“恩情比天高”的狂妄宣传。这种将善的定义理解为提高列车的速度、增加楼群的高度、拓宽广场的宽度、增加城市的密度、打造武器的强度和训练说话的硬度等实际内容，就可以用体制之恶无情地剥夺人们的自由和权益，就可以随便禁锢和征用人们的思想。有时候，人们在觉醒的一刻想为自由而斗争，体制会以稳定压倒一切之名来强制“行善”，会告诉你自由不能当饭吃。是的，自由也许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高铁坐，但是有饭吃，有高铁坐也无法代替自由。也就是即便给再多的饭吃（哪怕给100万）也无法代替生命，再快的高铁也无法代替人们心中迫切追问的真相和尊严。这种逻辑在集权思维中是一脉相承的，当年欧阳海的生命不如几匹马，因此被飞速的列车压成被反复称颂的烈士；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生命还不如一群羊，因此才被钦定为舍己为公的善的楷模。在那时，甚至是集体的一根木头也远胜于几个年轻的生命，为了一根木头，生命必须为之让路，这才符合扬善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标准，否则就会成为大逆不道的反革命分子。然而，正是高唱善之歌的年代，善的旗手们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自相斗争，一夜之间让父子反目、夫妻为仇、师生互打，酿成空前的人类浩劫。正如索尔仁尼琴针对苏联时期同样的人间浩劫在《古拉格群岛》中写下的：“我们不断定说这是专门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计划。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和爬行的低贱的道德好像很自然地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
越是专制社会越是把扬善挂在城楼上，成为自己政治正确的道德标榜，越是频频进行慈善活动和发表扬善言论的名人越是恶行不断。因此，每一座衙门的门前都会立上一块泰山石，上面用红字漆上“为人民服务”的毛体书法，而这块泰山石恰恰挡住了普通民众。即便是霸气冲天的铁老大也不忘打出“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口号，似乎告诉人们，他们做的一切，即便是停止救援、掩埋证据、粉碎人心也都是在无私地行善。尤其标榜提高了赔偿金额、限期协议也都是在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一些名人中，与扬善活动最为紧密的便是郭美美、余秋雨、倪萍、陈光标和范曾等人。郭美美不必再说，她已经把一些慈善机构的真相捅破，人神共知。余秋雨以不断裸捐的慈善之举而成为大师，倪萍因发着颤音的慈善之声而荣获“脊梁”之殊荣，陈光标用成捆的毛泽东头像砸击人们的尊严而坐拥伪善之尊。这种把扬善之行当做一种手段的行为已经在不断擦拭人们的眼睛、拷问人们的信任，人们终于发现这些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部门和名人确实在为“人民”服务，但不会为“人”服务。这便是那个著名的故事所讲的：一旅客在列车上要求列车员供水，列车员拒绝，其理由是她只为“人民”服务，而不为你服务。可见，余秋雨、倪萍、范曾等人也只是为“人民”奉献，绝不会给“人民”投反对票，但决不会为“人”服务，甚至坚决反对具体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具体的“人”而非“人民”，所以无法得到这些部门和名人的真正慈善服务也是情理之中了，谁让我们不是理直气壮的“人民”呢？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高扬善之旗的“为人民服务”是一种选择性服务，陈光标的慈善行动也是一种选择性慈善，因此我们不要奢望这些慈善之果能无缘无故地砸到我们头上，若无灾难降临就已经是幸运的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灾难面前政府的救助无论有多么出色也都不是一种善行，而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如果有任何方式来歌颂这种“恩情”，便是一种无耻的“恩赐”；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救助行为也只能说是一种人类在大灾难面前的道德本能和伦理底线，都不能被称之为什么高尚之举，因此在理智范围内是不应放大的。
梭罗在著名的《瓦尔登湖》中说过，“没有比善良走了味更坏的气味了。这像人的腐尸或神的腐尸臭味一样。如果我确实知道有人要到我家里来，存心要给我做好事，我就要逃命了，好像我要逃出非洲沙漠里所谓的西蒙风的狂风，它的沙粒塞满了你的嘴巴、耳朵、鼻子和眼睛，直到把你闷死为止，因为就怕他们做的好事做到了我的身上，—— 他的毒来混入我的血液中”。梭罗之所以如此警惕和厌恶那些高扬旗帜、故意为之的所谓善行，是他认为一个人的正直和慈善并非主要价值，正直和慈善只不过是一些枝叶而已。这些枝叶如果褪去了叶绿素，做成了药叶给病人喝或许有一些卑微之用，但也多数是一些江湖骗士在使用它们。人的主要价值应该是花朵和果实，他的果实和馨香惠及他人而不自知，并且这种良善不是局部而是整体的，不是短暂而是持久的，不是张扬而是默默的行为，这种良善于己无损，于他人有益，又于己无知才是真正的慈善，才是值得接受和尊敬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海啸灾难中我们根本见不到日本媒体对于各种救援活动的赞美和渲染，同样也见不到为那些坚守在核电站的勇士们进行的庆功活动？只是在我们的汶川地震灾难中出现了那么多的救灾英雄、喂奶英雄等。尤其针对这种救灾活动专门制作了“大爱无疆”的主题晚会，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地震诗集，甚至出现了“灾难兴邦”的荒唐预言；在日本救灾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秩序井然的救援行动，只是坚定的人群，而在我们的救灾现场则是猎猎红旗、标语口号和各种形式的慈善标榜。
在这次动车灾难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尊敬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在制止恶，而不能理解为善。那位令人尊敬的特警邵支队长坚持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为了生命而拒绝上级的命令是他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职业伦理，在关键时刻他拒绝了与来自强大之恶的合作，因此他的行为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同样是那位面临了这场灾难之后的心理辅导师，只是在最必要的现场发挥了自己的专业和知识，当央视准备采访她时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她的话掷地有声：我无法改变体制，但绝不与恶合作。因此拒绝了把自己作为宣传、煽情的道具；还有那些不顾个人安危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网友们，正是他们以微博为武器让全世界知道了“新闻报道”之外的另一种真相，在强大的微博舆论压力下才制止了更大的灾难，纠正了铁老大一些为所欲为的狂妄行为。实践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不与恶合作，或者勇敢地去制止恶就是最大的善行，这种善行远远胜过那些有意而为的所谓善举。在这次灾难中有人批评诗人伊沙没有发出正义之声，其实伊沙作为诗人有他的专业范围，他在自己的诗歌活动中一直恪守了一条底线，就是绝不与恶合作就已经足够了，任何名誉、头衔和物质并没有把他收买，因此，他已经是善举了。而有些文人，一方面慷慨激昂鞭笞丑恶，专门对他人进行道德抽打，或者转为灾难写歌；一方面为了个人名利又去歌颂更大的邪恶，因此这些人才是需要真正警惕的，能够坚守不与邪恶合作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正如
邪恶面前，如果要求每一个人都能义无反顾地担负自己的道德责任去与邪恶斗争显然是一种过高的要求，即便是发现了“平庸的恶”的阿伦特也承认在极端环境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大信仰者和大智慧者，一般的血肉之躯只要能够做到不与恶合作就足以令人尊敬。遗憾的是一些人不但不去制止恶，反而成为邪恶的忠诚合作者，正是艾希曼这样的“敬业”者才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产生，酿成了人类空前的灾难。因此，阿伦特在考察了审判艾希曼的全过程之后，要人们永远从犹太人的遭遇中记住一条真理，与邪恶的“合作是一步一步的，很难知道究竟何时就越过了那道永远不应该逾越的界限”。在这次动车灾难中有与邪恶的合作者，也有像邵支队长这样坚守那条界线的人。
可以说，人性中的恶亘古不变，因为人的基本结构未变，因此，不管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社会，人性中的恶始终如初。社会只是人性之恶的释放场所，社会之恶并不是恶之源头，因此，好的社会制度能够限制恶的发展和释放，而坏的社会制度反而加剧了恶的横行。因此，作为一个效能的政府不应该去弘扬虚无缥缈的崇高和善，而应该去制止现实的恶。善是一种高级价值，不是必要价值。恶是一种负价值，在防范不足之时会吸空人生的意义。波普尔说，国家的“各种措施应该是设计来同具体的恶作斗争，而不是建立理想的善。国家干预应该限制在保护自由所实际必需的方面”，而不应该动用强制资源去推行什么善、文明、幸福、崇高之类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儒家理论的基础上所得出性善论成为了世袭专制的文化支撑，又成为后来专制集权的有力支持，而在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得出性恶论才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他们发现人性之恶会导致社会之恶，只有时刻对恶保持警惕，对权力永不信任才能防止恶的肆意妄为。两种文化观中，我们高喊“吾皇万岁”，皇帝的恩情比天高，宁愿让权力在我们头上横行无阻；民主社会则让总统相信上帝、敬畏选民，为了防止利维坦的肆虐，首先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世界上没有一种权力、没有一种邪恶自愿钻进笼子里，民主社会的制恶经验就是耶林所说的“要为权利而斗争”。不要相信任何一种高扬的善，只有专注于它手中的恶才能保证我们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没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并不是缺少善，而是恶没有被约束，是恶的为所欲为，这种条件下，善恰恰成了恶的美食。因此，伯利克里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结果。”
在这个充满愤怒和悲伤的七月，我们见到了一些令人尊敬的行为，同时也见到了那些“杰出的邪恶”和“平庸的恶”。“杰出的恶”是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命令掩埋火车头的深层权力，“平庸的恶”则是那些以“执行命令”为借口而让恶肆意横行的人。要知道，这个七月是刚刚歌颂过辉煌和崇高的日子，是刚刚颁完“共和国脊梁”奖的时刻，那些如动车一样快速的恶便成为了一种道德标榜的否定，这种潜行的恶开始把“和谐号”折断，把生命粉碎。不知道那些脚踩祭奠花环的围观者中，那些疯挖死者遗物的淘宝者中有没有参与良善、伟大与崇高合唱的人，我想肯定有，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应该说，这场惨痛的灾难并不是天灾，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资料知道，是多年来苏联时代抄袭而来的体制供养了日常的恶，这种恶终于在唯我独尊的铁老大作风中开始集中释放，原因正是在历史的教训中过多地相信了人性本善、社会无恶，从而放松了对权力与恶的警惕和有效防范。二战之后，德国的福音教派发表申明：“我们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坦白，我们的国民对犹太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由于不作为和沉默，我们理应和他们一起承担罪责。”今天，面对这场灾难，我们每一个人是否参与过它的形成，是否放纵过它的横行？我们不仅需要愤怒和围观，更需要叩问和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