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知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伟的新作《忠诚与背叛》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图书尚在印刷车间印制，国内媒体便给予了大尺度的新闻关注。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重构了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素材，“直实的红岩”因而成为媒体对该书进行叙事的焦点。透过这个文化焦点，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红色经典热”在这个时代的魅影。

　　商业语境中的“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的称谓最初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种后文革时代的话语，它起初只是用来指代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九十年代以后，这一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扩张，泛化推广到用于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因此，广义上的红色经典包括了建国前的解放区文艺、建国后的“十七年文艺”（1949-1966）和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

　　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红色经典”在特定时期成为中国人的“绝对文艺”。八十年代之后，在摇滚乐和“新时期文学”的颠覆下，“红色经典”开始退烧。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红色经典”与“商业话语”相互排斥，是“红色经典”在中国市场社会中退出“绝对文艺”地位的结构性因素。然而吊诡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中国市场社会中开始出现复兴迹象。进入零年代（2000-2010）以后，这种复兴呈蓬勃态势。仅从2002到2004两年间，就有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

　　但是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的商业语境下，最初意义上的“红色经典”已时过境迁。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和文化遗产，它只有被纳入消费与再生产的社会程序中，才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再次隆重登场。我们不妨将“红色经典”所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段称为“后红色经典”时代。“后红色经典”时代的“红色”已成一种记忆，不可能是一种现实。我们也不可能活在“红色经典”时代，充其量只能用“红色经典”的记忆遗产来修饰我们的现实。与这种历史变迁相对应的是，“红色”的象征意义也发生了从“革命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转变。

　　“后红色经典”的商业技法

　　商业与爱国主义的情投意合正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核心秘密。2009年，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批“后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扎堆式上映，前所未有地显示了商业爱国主义的巨大能量。《建国大业》在内地上演三天半，其票房便已冲破亿元。《建国大业》的大口吸金引发了全民的货币尖叫，也刺激了导演韩三平的神经。于是，《建国伟业》如法炮制，同样获得了成功。

　　媒体人士普遍认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大获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超常规模的明星阵容，两部电影均有一百七十多位一线华人明星华丽登场，从而制造了“史上最牛献礼大片”的噱头；二是在影片中全面导入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技法，从而开启了中国爱国主义影片的新时代。以上两点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包含关系：打造超常明星阵容往往也是好莱坞技法的一部分。这样，焦点就在于：好莱坞技法是如何制造出一部惊艳大众的爱国主义电影的？

　　传统的爱国主义电影，共享着如下一些特征：谨慎的叙事、严肃的说教和单向度的价值表述。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在坚守传统爱国主义电影的主旋律的同时，大大突破了传统技法，在“观赏性”和“故事性”上下了大工夫。如周恩来发火、遇到敌机轰炸酣然大睡等细节，都不是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表现风格；再加上华丽的明星阵容和震撼的声光电效果，从而集成了一部成功商业大片的基本要素。

　　“主旋律+好莱坞技法”开启了中国爱国主义电影的新纪元。媒体人士说得好，《建国大业》“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非同凡响的一笔”。这并不是偏颇的判断。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它们票房业绩预示着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电影运作模式在中国试验成功了。我称这样的爱国主义为“商业爱国主义”——一种由当代货币哲学主导的爱国主义。

　　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在好莱坞大片中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产品，我们可以在好莱坞的许多经典大片中随处发现美式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碎片。这些碎片镶嵌在被商业美学包装过的个人主义英雄叙事中，轻松地调解着观众的愉悦情怀。但好莱坞的电影大鳄们却很难有韩三平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区区3000万元的投资集聚了一百七十多名一线艺人，制造出两部预期票房收入分别为4.5亿元和8亿元的商业爱国主义大片。

　　似乎只有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语境中才能看见如此神来之笔。媒体报道，参演《建国大业》的170多位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建党伟业》虽然按天付给演员片酬，却远低于演员的市价。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国主义情怀？这里面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电影，演员是义务参演并因此获得爱国主义的殊荣。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后红色经典”的核心秘密。商业通过“后红色经典”攀上了爱国主义的枝头，不仅赢得了消费者的叫座，而且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褒奖。

　　零年代以来，“后红色经典”的秘密不胫而走，在各个文化产业领域成为一种屡试不爽的商业手法。最活跃的地带发生在出版领域，囊括了图书、影像、游戏、动漫等等“后红色经典”文化产品。其次是发生在休闲旅游业，各地都雄心勃勃地推出红色旅游产品。有媒体报道，合肥曾用4千米长绸缎包裹树木打造红色主题街，这种极端例子正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一个有趣细节。

　　改写与再改写：“后红色经典”的生产方式

　　《背叛与忠诚》出版后，试图通过媒体向读者输送的一个核心卖点就是：寻找真实的红岩故事。也就是说，《背叛与忠诚》是重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素材而成书的。这个重构也就是改写的过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改写”恰恰是“红色经典”的一种基本生产方式。以《红岩》十年成书过程为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是写作时间跨度大，并历经反复修改；第二是有组织地生产，一部作品往往由众多文艺工作者介入创作与修改，以确保作品不会偏离特定的规范框架。

　　在“后红色经典”时代，“改写”这种生产方式得到了延续，但是“改写”的方向却发生了偏移。1980年代后期，摇滚乐人崔健翻唱《南泥湾》，对红色经典进行解构。这种改写方式后来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创作。2009年，一位名叫苏醒的年轻歌手还翻唱了RAP版的《南泥湾》，在“红色经典”中加入“后红色经典”的惊艳元素。

　　零年代之后，一种被称为“恶搞”的后现代文化病毒侵入“后红色经典”的生产程序中，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系统的局部紊乱。2003年初，文学杂志《江南》刊载改写的小说《沙家浜》，引起了一场反对戏说红色经典的轩然大波。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但是商业社会力挺了这种“后红色经典”改写方式。个人化叙事与欲望书写被习惯性地编织进各种“后红色经典”文本与超文本中，显示了“改写”这种生产方式的无序性和失控性。

　　商业语境下的“后红色经典”生产方式无疑遭到了许多人的诟病。《忠诚与背叛》则试图以“再改写”的方式来矫正“后红色经典”的生产困境。有趣的是，这本书选择了报告文学这种在当下中国已趋边缘的文本形式。而这种体裁在“经色经典”时代则是不折不扣的主流形式。此外，作者在书中试图呈现被《红岩》遮蔽的历史细节，无疑也是对“红色经典”生产方式的严肃纠偏与正本清源。但是以上这些“再改写”行动并没有脱离“后红色经典”的生产范式。在商业语境下，这本书无疑是对当下中国“红色经典热”的一种市场反应。四个月的文本生产过程，以及书未上市便已宣传先行的操作程序都表明，这本书只不过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一个区隔竞争性商品。如果说它还对这个时代的文化生产提供了某种更加深远的启示，那就是：从改写到再改写，“红色经典”并无标准，也无止境。经典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最深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