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牵强附会当然很可笑，但在可笑之余，我们倒不妨看看这两个给人类带来极大影响的人物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耶稣成为“神”是自然形成的。耶稣主要的生平事迹都记载在四福音书中。基督教传统观点认为，四福音书是四个使徒的“共同见证”。关于耶稣生平的事件主要有降生、受洗、受试探、呼召十二使徒、登山宝训、行神迹、遭弃绝、进入耶路撒冷、诅咒无花果树、最后晚餐、被捕、受审、钉死、复活、升天。根据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大约2000年前耶稣由童贞女玛丽亚受圣灵感孕，生于伯利恒城客店的马厩之中。耶稣基督其后为逃避当时犹太的长官大希律王的追杀令而远走埃及，至到大希律王死后才回到若瑟的居住地、加里肋亚行省的拿撒勒定居（一说“拿撒勒”这个地名是耶稣死后才命名的）。耶稣成年后从施洗若翰受洗，接受了圣神。圣神把耶稣引领到了沙漠中，让他接受了撒旦的考验。当时以色列全境都处于罗马皇帝恺撒的独裁统治之下，包括耶稣出生的伯利恒和成长的拿撒勒。若翰被抓以后，耶稣进入了加里肋亚，开始传授天国的信息。耶稣三十岁以后开始通过比喻教导众人，宣扬天国的信息，驱魔和行医。耶稣从门徒当中挑选了十二人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宣扬遵守十诫、努力祷告、爱仇敌、不论断他人、不在人前显示自己信仰以及天国已经近了。耶稣传讲的信息主要有：爱神并爱自己的邻居。共观福音书中，耶稣的传教持续了一年。而在约翰福音书中，耶稣传了三年教。同时，共观福音书指出，耶稣主要在加里肋亚地区传教。但约翰福音书则说，耶稣主要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大地区传教。后来接受施洗若翰的洗礼，开始在加里肋亚一带开展传道工作，并在信徒当中亲自拣选了12人成为入室的门徒。在约33年时，由耶利哥城前往耶路撒冷，受到群众的欢迎。耶稣引起了设在以色列各省执政掌权的罗马官员和犹太领袖（宗教律法师）的注意。耶稣声称自己就是神，直接干犯了犹太律法，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基督非常憎恨。他们收买了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人犹大，以30块银的价钱和他串通，以亲吻耶稣为号，把耶稣拘捕，并控以“自称为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在群众压力下，被本丢彼拉多判处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随即押往髑髅地的刑场。据圣经记载耶稣死后被安葬于髑髅地附近的一个墓室。三天后复活，并回到加里肋亚与众门徒见面，并于40日后升天。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成就，他在成为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人格神。“三位”是指圣父,圣灵,圣子,“一体”是指这三位为“一体”。 具体来说, “圣父”是指基督教的上帝,是基督教理论上唯一的神,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从宗教发展史上看,基督教的上帝本是源于犹太教的上帝。因为基督教创始人是犹太人耶稣,而基督教早期是以犹太教的一个宗教派别的形式存在的。因此犹太教的上帝被基督教继承下来了。 “圣灵”在《旧约》中解释是上帝的灵,换句话说,上帝还有他自己的灵,请注意,这和中国人的灵魂观念不同。在《旧约》中圣灵还有自己的功能,是上帝不能替代的。比如,如果人向上帝祷告,没有灵时,上帝就不会知道。也就是说人和上帝的沟通是由灵完成的。当然,灵还有许多独立于上帝的能力。“圣子”指的是耶稣。关于耶稣的情况,只见于《新约》,《旧约》中没有任何记载和论述。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被基督教信徒称为上帝之子。但犹太教不承认这一点。

而毛泽东成神过程却全系人为——甚至是他自己一手炮制。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基本上欣然接受，而且还曾经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到了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据朱德原来的机要秘书透露，在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毛泽东自己积极推动，党内不少人也推动，同时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从来是需要一个皇帝来维持统一和秩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最多就是满清末年，民国初期出现很短暂的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但是呢，经过试验，没有成功，反而是崛起了另外一个一个的强人。开始是军阀混战，后来是蒋介石。这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很容易借尸还魂。借着共产党这么一个西方在当时二十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最时髦的这种思潮，借着这么一个西马思潮这张皮，实际上是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这个魂。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第二，还跟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采取的一系列的愚民政策有关。把国门关起来，把信息给封锁起来，使得人们对毛的那种崇拜成为民众的这种土壤。

其次，就其基本思想而言，耶稣的基本思想是“原罪”。基督教认为，耶稣是造物主天主圣父的儿子，宇宙和人都是圣父所创造的。天主耶和华所造的第一个人叫亚当，天主为亚当造了妻子夏娃。但夏娃违抗天主圣父的命令，与丈夫亚当一同吃了圣父禁止吃的善恶树果实。这是极大的罪，因此，亚当夏娃都受了上帝的惩罚，就是失去天主的宠爱，屈服于死亡的权下。原来亚当、夏娃可以长生不老，而且无忧无虑地在乐园里享福，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乐园，辛苦劳动才勉强能够糊口。正如教宗保罗六世所说的：他们生活在正义与圣德之中（天主子民信经）。更糟糕的是，亚当夏娃犯罪连累了后代，也就是整个人类，因此，每个人都有了原罪，也由于有罪性人就难以避免实际地犯罪，产生罪行。有罪必罚，对抗上帝的罪是罪大恶极，因此每个人都要受罚下地狱。天主是慈爱的，不愿看到人下地狱，就派他的圣子耶稣来代替人受刑。因此，借助圣神的德能，童女玛利亚生了一个男婴，男婴长大，因为人的罪被判死刑，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但耶稣是无辜的，是为了拯救世界上的罪人而死的。他死后第三天复活，复活之后在地上生活了四十天，然后在门徒面前升到天堂。耶稣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就要施行最后审判。信耶稣的人上天堂享福，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受刑。

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人定胜天”毛泽东具有诗人的气质和反抗的精神，他在青年时代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定胜天”的表述方式非常相似，精神实质也有共同之处。他很喜欢《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愚公移山”，引用它写过一篇重要的政治论文，号召人民学习愚公，移走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此文针对的是社会问题，并非关涉自然。毛泽东很欣赏刘禹锡和唐代另一位文学家柳宗元(773～819)的诗文和哲学、政治观点。柳宗元在《天说》中抨击了神学，而刘禹锡在《天论》三篇中阐发了无神论和“天人交相胜”、“人务胜乎天”，在当时是进步的，具有超前的意义。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否定儒家文化，曾批评诗人、史学家郭沫若从柳宗元的立场倒退。19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中，“人定胜天”同“改天换地”、“愚公移山”等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响亮的口号。学者们津津乐道它在破除神学迷信和焕发革命精神中的积极作用。“人定胜天”从未被怀疑过，每谈及它，甚至带着崇敬的心理。例如70年代初流行的一本哲学书中说：“（荀子）强调人要与自然作斗争，并进而征服自然，这是光辉的人定胜天思想”。对自然凡讲“斗争”、“征服”，均带有神圣的光环。直到90年代，学者们仍然认为“人定胜天”并非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斗争。

 实践的结果证明，“人定胜天”是一个貌似英勇的口号，人们缺乏科学的精神、先进的技术和有效的组织，实际上把大自然当作敌人一样的长期斗争的对象，陶醉于虚假的“胜利”之中，狂热地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现在，40年前开始的那场灾难的后果日益显现，时时见诸报端。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来看，实在是怵目惊心。也许，我们不可以把一切灾难性后果都归咎于“人定胜天”，但至少应进行政策的检讨，以恢复它的历史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新的世纪使中国的自然界恢复到良性循环，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