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毛泽东是成功的政治家吗？

毛泽东9月9日去世，距10月6日其亲信被抓，仅28天。距邓小平主政后摒除其“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仅1年多。他生前预言并警告人民，离开他的“继续革命”，就会“党变修，国变色，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甚至千百万人头落地！”然而他离世没几天，“乾坤初转，乾坤始转”（胡耀邦语），击碎了他的预言与警告。中国告别了“继续革命”，人民唱起了《祝酒歌》。

        我们从小被教导说，“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在黑暗中摸索，”所以太阳陨落时，我们哭得昏天黑地，不知该如何生活。谁谌想离开毛泽东，人民却跳出了苦海——我们在被他两次打倒的“还在走的党内走资派”带领下，走向小康，走向振兴——他的语言与警告全盘落空了：历史上有这么失败的政治家吗？

评价一位已故政治家的成败得失,当然不能仅看他的执政年限或权力稳固性，对吧？要看他的历史建树和历史遗产；以及这些建树和遗产，能否长期惠及国家和人民。以此来评价毛泽东的执政,无法说他占据了成功的历史地位。这么说，当然不是指他在世时，未能成功地执掌权力。相反,他最成功的，莫过于能够不择手段地牢牢地集权于己；这里指的，是他的建树与遗产的失败。

除了掌权外,毛泽东做的事，很多都像算草纸那样，说撕就撕，他自我原谅为“交了学费”！

其实，毛泽东在世时，就已遭遇过失败。他一手策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的失败，令他不得不退居二线。而此后，回马枪似地复出，又一手策动的“文革”,连他自己都知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临终前说：“未盖棺，也可论定了”,总结了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他的自我总结，也挺致人迷惑。那就是，为什么只字不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平心而论，大跃进与文革这两件空前绝后的蠢行与惨剧，做出其中任何一件，都已大错特错、惊世骇俗了。可是，毛泽东两件全做了不说，还能忘掉其中一件？怎么回事？故意不提，还是他心虚？

总之，我们应当依据三件事，而不是只凭两件事，来评价毛泽东的建树与遗产，才更客观一些。那么，一俟看到这三件事，我们看到，这就是三次夺权：第一次，是由反叛的在野身份，以内战方式成功夺权了；把原执政的国民党，赶去了台湾。这应该没有疑义,领袖自己，也这样认为。第二件事，其实也是夺权。怎么说？就是毛泽东一人坚持，要跨过“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抢先“跨入社会主义”。这怎么叫夺权？夺谁的权？不再搞新民主主义，提前搞社会主义，也就夺回了联合政府的权，向搞过渡的党派与人物夺权：把免费坐在权力班车上的民主党派赶下车，也把主张按部就班的党内同僚赶下车。

大跃进，发生在“三大改造”与“反右”后，绝非偶然。大跃进，是毛泽东带领下，背弃了《共同纲领》与新民主主义的承诺，结束了与民主党派的权力分享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跳过原有承诺的实质意义，在于：只有共产党，才能担纲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而不懂共产主义的民主党派，应当送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这次夺权的结果，就是不再接受批评，不再接受监督，不再受人掣肘，可以放手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第三件事，应该怎么解释呢?“反修防修”，是一种解释,“革命内部的革命”，也是一种解释,都未跳出当时的宣传口径。以我亲历的真实感受,文革，无疑是由自上而下的、自始至终的一连串夺权所组成。任何为夺权而构思的充分理由和宏大叙事，都不能掩盖赤裸裸的夺权本身。说它是赤裸裸，一点也不夸大:“无产阶级深知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有权就有一切,丧失权力就失去一切,”“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夺权，夺权，夺权！”,等等。这些熟识的语言，当年铺天盖地。当然，认定文革是领袖的第三次夺权，是个至今都遭人质疑的命题：人们会纳闷地问：毛主席不是当权着吗，还要夺谁的权？——这一问，算问到了事情的本质；用学界的话叫“真问题”。

45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毛泽东第三次夺权，要夺谁的权了：个人向党夺权。“文革”就是毛泽东向本已集权的党，再次成功夺权,实现党的专政向个人集权的升级。为什么要升级？因为原来的党，还是个有列宁主义原则即领袖集体领导原则的党，而领袖要以“中国特色”，进一步改造马列主义，使最高权力彻底摆脱苏化影响，使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集体领导，临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然而物极必反,当这种个人集权变得不可觊觎,不可挑战,不可分割,不可批评,不可制约甚至不可继承时,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脆弱和实质上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一过程被8亿人亲历,又被不断爆料的史实证实。

今天，每个干部都知道，掌权是为了做事,掌权不是目的本身,只是做事的手段.而我们却发现，毛泽东做的事，主要是为了掌权,它一生做的三件事，都是为了掌权。对此,你马上会反驳说不对,领袖掌权也做了事呀,可你一想，马上又得补充说,好像那些事都没做成功呀_____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______除了掌权外,毛泽东做的事，很多都像算草纸那样，说撕就撕，他自我原谅为“交了学费”！总之，都比较失败!也就是说,除了权力架构外,他没有留下多少历史建树和历史遗产。

所有的政治运动除外,我们只历数一下稍长久一点的体制构建:农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以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留下了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留下了吗?五七道路,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鞍钢宪法,农业八字宪法，留下了吗?知青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干校,赤脚医生,七二一工人大学，留下了吗?粮食统购统销,票证限购配购,合作医疗,院系调整,样板戏，留下了吗?中苏结盟与对抗,三线建设,援朝、援越、援阿尔巴尼亚，留下了吗?,至于革委会,三支两军,办学习班一类，更留不下来了.上述创建，伴着我们记忆中的小高炉，大食堂，高产卫星，打擂台，敲锣打鼓地报喜，浮肿病，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红海洋，表忠心、献红心，表态、站队，战斗队，游街批斗，武斗，三结合，吐故纳新一类“新生事物”，早已一同灰飞烟灭了。

毛在世期间，虽有无数次“诈糊”似的欢庆胜利，之后，又被健忘到再不提起。这些闹剧，早已伴着“除四害”，小球藻，广播体操，跳忠字舞，抢军帽，赠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喝红茶菌等鲜活记忆，一同沉入历史深处。过来人讳莫如深，不愿跟孩子讲起。说明，它们不是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史。更为难堪的是，所有上述荒诞，都伴随着生命与资源的虚掷，有着可统计的丧命数字与投资损失金额：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浪费几千亿。三线建设浪费2050亿。文革整了一亿人，整死几百万，损失8000亿。毛泽东个人，难辞其咎！

“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看他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看他比前辈提供了多少新东西。”（列宁语）即便以宽容的眼光，我们也很难发现，上述“新生事物”能代表历史进步：大庆、大寨，能代表人类更合理地开发自然？干群关系，能代表特权消失下的人际平等？军事化集体生活，能代表人性自由与解放？半供给半福利的物质与精神贫困，能免除匮乏的恐惧？连串政治整肃与思想灌输，能免除人人自危的安全担忧？毋庸置疑，历史淘汰，本身就很公正了：凡体现人类实质进步的事物，任谁也剔除不去；凡假冒伪劣的“新生事物”，任谁也巩固不住。

近代中国，人物穿梭，新政迭出。真正能经得住大浪淘沙的，都是代表人类普世价值的事物；如全民普选，如分权制衡，如军队国家化，如公务员政治中立，如司法独立，如新闻与表达自由，如官民平权，如限制公权、保护私权，如保护个性与异见，如公民社会自治，等等。上述这些，非但不是革命时代的遗产，往往是革命的对象，是革命唯恐除恶不尽的“反动货色”。仅此，还能指望毛泽东能够提供？

即使说，上述普世价值，太过现代，不能苛求革命能那么前卫。那么，我们看看革命改造了旧中国的老病灶吗？闭关自守，祖先崇拜，皇权一元化，父权主义，家族主义，官僚专权，贫穷的普及，教育的不普及等等，都是旧中国的痼疾。革命时代，这些旧弊端得到改造了吗？恐怕是改头换面了吧？在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全面专政下，上述老病灶，非但没有根治，反而转移、扩散了吧？

平心而论,一个政治家，做了许多富有创建的事；但在身后，多数烟消云散,的确是件令人沮丧的事。但又必须看到，这种变化，又是仍以领袖思想为指导的执政党，与时俱进的变化.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说领袖没有留下历史遗产,那是睁眼说瞎话，是罔顾事实。前边说过,以党治国的干部训政制度留下来了,一元化权力与一元化意识形态留下来了,只是不是作为珍贵的制度财富留了下来,而是作为社会维稳的架构，留了下来。一定意义上，作为政治变革的瓶颈，留了下来。

还有“雄文四卷”的毛泽东思想,的确极大地塑造了几代人。但平心而论，那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结果,是类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革命以“封资修”的罪名，封杀了古今中外思想文化成果后，毛泽东思想独占“阵地”的结果.为了能像马列主义那样向全世界传播,一度，差一点把毛泽东思想升格为毛泽东主义.翻我少年时的日记,就常写些学语录的心得.中国人今天的话语与思维，还极大地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要说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的确是领袖最大的历史遗产,不过，这个话题太大,只能另文再议了。

但凡领袖人物，无非4种情形:下台时和多年后，都能获得由衷赞誉最难得, 如华盛顿,邱吉尔等;遭贬下台，但终获好评的,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胡耀邦等。以上两类，大致属于人不在但政在.而当时盛赞、事后批判的,如斯大林;还有在世时和多年后都倍受诟病的,如皮诺切克.都属于人亡政变的。你不确定毛泽东能归入哪一类,但似乎不属于人不在政还在的.似乎属于当时盛赞,事后有变即人亡政变的,这一点，和斯大林相似。毛9月9日去世距10月6日政变，仅28天.距邓小平主政，摒除“阶级斗争为纲”，也不到两年.老实说, 继任者废止和抛弃前任那些劳民误国的创建,在当时，的确需要点勇气,邓小平就有。

毛泽东生前已不自信,最怕死后，像斯大林那样被人否定,到处揪“身边的赫鲁晓夫”,弄得这些年，谁都不愿当“赫鲁晓夫”,即公开出面批评他。陆定一说过几句实话,也不合捍卫派的口味,后来，索性就淡化下去，不再认真反省和清理,只是把领袖当成偶像，继续维护。民间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办法,像贴门神那样，把毛像挂在车上避邪；潜台词即：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刚强硬朗人物,是真正体现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成功偶像.当民众只是从他在激烈复杂斗争中节节胜利,临终也屹立不倒的结局看待毛泽东时,已大有“成王败寇”、“只以结局论英雄”的味道,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毛泽东哲学，早已暗含其中了。事实上，近些年，关于毛的书籍也多是谋略一类。虽然这样解读，失去了对领袖成败评判的道德价值观和历史正义感.但也不能苛求于百姓,中国人做事，大多没能跳出这个哲学。

盖棺论定的事，可以留给后人,但我们这几代曾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倍感自豪过的人,有责任把自己真实的感受，留给孩子.因为，那是个过来人谁也不愿再重温的时代.我妈在世，骂孩子不懂起码的是非时,训我“别不知道饭香屁臭”。这话，和王小波说的“和平年代与动乱年代的区别,比鲜花与大粪的区别还大”，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拿现在跟过去比时,我们应有个大是大非、今是昨非的基本界定。一想起那个运动不断即人造地震不断的年代,真让人庆幸自己能劫后余生.我家邻居，最近从成都过来躲地震,说那个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真的没法过,我就有同感.1976年，住在防震棚里惶惶不可终日,原本开春要结婚，一直拖到初冬。买好的喜糖，半年后粘了,全都剥不下纸来。

今天想来,那真是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战或连年大灾,本应是个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却硬是被连串的运动，搅成了动乱年代,饿死的人，超过几千万,整死的人，也有几百万；而且，大多未被祭悼，甚至未被记载。我们全家挨整不说,身边熟知者的命运多舛,至今，还令我扼腕叹息.干部子弟刘玉东、白怀北，都是我的学长。因为说了几句不满文革的话被告发。不过是两个高中生，先是在学校遭“群专”酷刑,然后，是脚镣手铐地锒铛入狱,九死一生才活着出来。至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更是备受屈辱,走到哪里，都是一副代罪羔羊的战战兢兢样子。

那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是个自行车车把上的小小铃盖都要防盗的年代。那是一个会从纸币图案或画中树叶里找出“反标”，会拿你擦屁股的报纸去告发的年代。我小学五年级时13岁,封同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吃屎冠军”,把这个字条，投给前桌。结果，被公安叫去百般盘问,要我承认那是“反标”,吓得我痛哭流涕,从此不敢从公安局门前走过。我父亲还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他接见“革命群众”时喊口号,把“兴无灭资”误喊成“灭无兴资”,吓得几天睡不好觉.“社教”开始后,小学老师相继被抓.原本对学生一腔热情的师长,放出来已是苍白、浮肿的蒙冤罪人.接着是离婚,是下放,是政治贱民的苟且偷生.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趴在窗上偷窥判若两人的老师,困惑得百思不得其解。

领袖发动的革命，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恐怖气氛持续多年,一度“冤狱遍于国中”(胡耀邦语),制造出无数家庭与人伦悲剧。比生命涂炭更难以复原的，是道德沦丧。托尔斯泰说：“政府的主要罪过不在于摧毁生命，而在于毁灭了爱。”这么说，不是对生命的摧残的容忍与原谅，而是说“死者长已矣，生者当自珍”，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活着的灵魂亟待救赎。

拯救灵魂的堕落，是比拯救生命更艰难的事。骨肉相残，是因为同胞视同胞为寇仇，由嗜权而嗜血的兽性被诱发出来。我们今天，有了说出这一真相的勇气,只是想恢复到正常人的良知；用基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把自己当年曾出卖给魔鬼的灵魂，再赎回来.按我自己的朴素想法，是想在步入老年时，使“灵魂归窍”——让当年被恐怖主义吓得出窍而逃的灵魂，回来安家。如果这把年龄的人，还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临老，还没恢复良知，还是个灵魂出窍的空皮囊，那么，这前半辈子受的惊吓和后半辈子的安逸生活，就统统白活了；身后即使立个碑在那里，后人也不会真心敬重。为什么？因为那罗马皇帝马可告诉过我们：“无知和欺瞒竟然强过智慧就是一种羞愧”（《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