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泛滥的地震诗歌的批评我已有过不少文字，任何在这种人类共同灾难中的政治歌唱都会是良知底线的滑落，那些借灾难之机进行的救助和慈善标榜也是对灾难的再度伤害。所以，对于灾难中出现的所谓各种文艺作品，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警惕，即便是那些对于灾难的悲悯和抚慰也并不值得去过于关注与歌颂。这就是为什么索尔仁尼琴说，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正如舐犊情深也未必证明其善良。灾难拒绝审美，慈善悄无声息。灾难中已经拉直的悲伤和揉皱的灵魂不需要化妆，任何对其、哪怕是善意的涂抹都是一种对灾难中生命真实呻吟的蹂躏。灾难中生命的痛苦和绝望是一种真实，痛苦和和绝望又是灾难中生命在非正常情况下的基本权利，痛苦和悲伤还是生命在危机状态中的应激反应。因为生命不是钢铁，生命的脆弱性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在金正日思想的武装下也无法改变因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带来的死亡的悲伤。所以，在灾难中必须看到伤痛，必须把伤痛作为一种价值进行严肃的叩问和追寻才能接近生命的密码。在伤痛中又必须抚摸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创伤，才能用文字的形式记录这一切，否则，真正的痛苦会像泥石流一样被宏大的主题所淹没。
近日，
之所以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应急状态下的体制救助行为，除了其应有的义务与合法作为之外，如果歌颂其体制的应急力量，会再次复活集体乌托邦的神话想象。在集体乌托邦中否定的是人性中必要的恶，但经过二十世纪人类残酷的乌托邦实验，不仅不能消灭这种恶，还会激活人性中更多的恶。在这次日本地震中的救灾体系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那种非政治化的社会常态，这恰恰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社会所必要的。汶川地震留给我们的不能仅是一些伤痛和裂痕，更不应该是各地政府创造的援建工程纪念碑，更多的应该是一笔深刻反思的族群遗产。作为震后的诗歌对于这片土地的关注应出于人类应有的善良，诗歌即便在无法抗击宏大主题时应起码保持一种消极的权利，任何诗歌都不应该加入王兆山之列的媚丑行动。我们知道，权力有一种天生的膨胀欲望，一旦遇到合适的天气会从笼子里跳出来涂沫自身需要强固的合法性，也会趁机强调自己的救世主作用。这个时候，作为诗歌的意义不是去加入合唱中的伟大颂歌，而是使之祛魅，使其剥下神圣化的伪装。这个时候的诗歌无论技艺如何，必须守住的一条价值底线就是不能为其歌唱，只有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灾难的抚慰和对灾难背后社会性灾难因素的批判才不失其基本意义。日本地震中政府除了完善的救助体系之外，更多的是它的社群组织力量，这种社群并不拥有任何行政资源和公权强制力，但恰恰是每一个人在任何状态下都必需的。这种社群结构大大降低了地震的次生灾难，从而又是一个权力触角难以伤害的自足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权力灾害侵袭的有效堤坝。汶川地震时，我们看到与灾难相对的是我国的社群有复活的力量，他们的救助行动不是宏大号召下的英雄之举，也非任何政绩、政治正确和救人于水火的道德标榜，只是在完成他们内心所坚守的信仰。可惜的是在当时大量的地震诗歌中很少有话语能力对这一力量进行解读，进入诗歌视角的又大都是灾难本身的自然冲突和体制所进行的权力张扬，很少有能力进入一个社会在灾难瞬间的变迁空间。个人救助，社群出现和各种各样的灾区义工一方面是出于人群的自卫本能，一方面是证明社会的重新生长。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会始终处在一种灾难的威胁之下，只有社会的健康发展才能抵御各种灾难的无端伤害。没有社会之时每个人的生命和利益都会直接暴露在自然灾害和国家权力之下，每个原子化的人都经受不住各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所以，在汶川地震时，除了倾听每一个逝者的灵魂低泣，倾听每一个生命的伤痛申诉之外，应该看到社群成长中的人性光辉。因为在一种极权主义语境中是抑制社会生长的，社会的生长会消解和抵制权力的肆虐，会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有效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挑战权力传统的诗歌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立场，也就是到底要歌颂权力强大的合法性运动，还是去呼吁个人权利的回归和社会的成长？这就成为检验当下诗歌有效性的价值尺度，为什么在进行了多年来“怎么写”的诗艺训练之后的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了？这本身已经是一个诗歌为何陷入当代信任危机的现实问题。不管有评论家和诗人如何为诗歌的犬儒化进行百般辩护，但诗歌失去了重大的历史能力和话语能力就已经使其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遗憾的是灾难之中、灾难之后的诗歌很少有人彻底脱出王兆山之类的鬼诗穴巢。有的诗虽然表面上没有要强制人们去做“幸福鬼”，但其灵魂深处的教育文化奴性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媚俗，包括除了那些直接对国家暴力机器的赞美之外，还对一种政治性体制组织行为进行愚乐的赞颂。这都表明了当前情况下诗歌这一古老文学形式的能力滑落，诗歌在新世纪的不断边缘化看来并不是因为消费主义的作用，而是诗歌背弃了自身应有的信仰底限和价值操守。每一个普通人虽然没有经过什么诗艺训练，但都具有自身内生的道德尺度和价值判断，它并不会因为某种权力强制而获得宣传话语所给予的先验内化，一切源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和人生经验。因此，他们之中的自然阅读才是检验当下诗歌有效性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的诗歌只是写给某种评论家的诗艺怂恿，或者就是认为自己的诗歌只是在传达自己私域的情绪经验，或者认为不会为某种人类灾难的时效性去追赶高尚，那么这样的诗歌就只能进入了自我封闭的、自恋的、自我赋形的先验化，不可能再有理由去指责人们为什么远离了自己那么伟大的诗歌。在真正的诗歌中起码要能够摆脱新闻语言造成的认知困扰，因为新闻语言与诗歌话语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诗人的话语能力是为人们揭示新闻话语背后所埋藏的经验内涵和价值遗忘。我们知道当前语境下的新闻话语更多的时候不是事件本身的呈现，而是权力表演的政治代言，这时候诗歌的作用就是要找到那些被再度伤害的心灵，或者被新闻暴力掩埋的破碎的孤独灵魂，用诗歌的力量把他们重新打捞起来。在强大的叙事主题中，诗歌虽然显得有些柔弱，但并不是力量的彻底缺席，它依然是苍凉的灵魂投射的一种温暖期待。因为人们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知道，那些历史上伟大的诗歌都有一种坚守的底线原则和认知能力，就像马丁·路德站在皇帝面前说过的那句名言：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那么，作为诗歌，我想在权力面前也不能后退一步，只能成为弱者权利和人类心灵的使徒，而不能用训练化和程式化的美学修辞去颠覆价值的基本向度。
周作人曾经说过，西洋在十六世界发现了人，在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在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而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还尚未完全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和社会，我们在重大的历史场景中发现的只有国家和权力。尽管周作人评论的是西方世界，但任何文化都是人类普适的，任何先进文化都应该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敬畏和弘扬。而任何先进文化都不等于是一种国家文化，从国家和权力的本性来考察，国家逼仄权利和生命是一种自然本能，就像狼吃羊一样永远具有自然合法性，因此，一旦出现权力的正面作用，就会有人把它作为一种浩荡的恩典。在这种表演化的恩典之后，尚不知道福柯所说的权力正进行着一种更大的压迫，这个时候，作为诗人应该是运用自身的智慧优势使人保持清醒的人，而不应该去加入对权力合法性的各种颂歌。在一种剧场政治中，任何灾难都可能拿出来被利用，使灾难在另一种效果上被重新书写，这个时候就必须有恪守底线的人和保持基本操守的人。在大灾难的突如其来时，任何抒情表演和美学冲动都会是一种犯罪，但在大灾难之后，作为一种曾经荣耀的文学形式如果还不能深入问题的核心同样也会是一种耻辱。因此，当下的诗歌隐藏着一种失败的对话，任何对于个体灾难的真实关怀化约成政治效果都会彻底抽空诗歌的存在意义，个人的权利、幸福和生命的让渡已经排除了乌托邦时代的征用专断。今天的人们不仅知道了“不说”的权利，还知道了“说不”的权利。因此，在这部诗集中姜明虽然以新闻记者的镜头记录了一些新闻场景，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做出的关于摆脱新闻暴力对真理产生斜视的努力。他知道对众生的关怀是诗歌获得意义的基础，用小心的笔触去接近灾难后的伤疤又是对生命中不可回避的痛苦的敬畏。他对个体死亡、生命残缺、灵魂破碎和人类命运的敬畏中，又努力抚平着地震话语与诗歌美学之间构成的紧张，传达着一种拒绝遗忘、深入历史、还原世界真相的忏悔理性和逻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