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毛泽东两进北京城 (2)
李大钊欢呼“庶民的胜利”
1989年10月29日，李大钊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当他哇哇下地的时候，他的妈妈还带着热孝，紧紧地抱着啼哭的婴儿，含着眼泪默默地念叨：“生下来就见不到爹爹了，我的小命根子......”孩子的父亲叫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得了肺病，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丢下怀着身孕的妻子。
孙子的爷爷名叫李如珍，也是个读书人。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有几十亩地。他没有亲儿子，过继了一个儿子李任荣，好不容易养大成人，帮他娶了媳妇。没想到任荣才二十三岁就生病死了。害怕当绝户的、七十多岁的老人李如珍，成天盼望儿媳妇生个小子，好使李家不要断了香火。 李 大 钊
儿媳妇果然给他生了一个孙子，老人真如获珍宝，他常常抱着小憨头（他给孙子取的名字），轻轻地拍着说：“宝贝！宝贝！”没几个月，体弱的儿媳妇就没了奶水。做爷爷的嚼碎甜梨，一口一口地喂着小孙子。
又过一年零三个月，孩子的妈妈连愁带病，也离开了人间。老爷爷再也不能离开这个苦命的小憨头了。喂他吃饭，教他说话，领着他一步一步学走路。望着孙儿端正的面庞，敦实有力的身子骨，一字一腔地学说话，老爷爷甭提多高兴啦。
小憨头长到七岁时，老爷爷送他进了私塾念书。先生给新来的学生起了个名字：名耆年，字寿昌。“大钊”这名字是他成年后自己取的。
在他十一岁那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入乐亭附近，烧杀抢劫，无所不为。这在刚刚成为少年的李大钊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他常常向先生提出疑问：“为什么洋人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先生在课堂上讲过太平天国的历史，他听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满清皇帝！”先生赶紧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再说下去。
李大钊不足10岁时即被祖父安排与大他6岁的本村姑娘赵纫兰完婚。李大钊长到16岁(1905年)，赶上清朝“废科举，兴学校”，他就到永平府去投考中学，以优秀成绩被录取。那时考上中学，人们就认为是中了秀才。
他在中学读书，非常刻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他还读了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不少书，受到启发，一心要为救中国找出路。
两年后，老爷爷去世了。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在这个学校读了六年书。
少有大志的李大钊来到津门后，很快便出人头地，成为“北洋三杰”之一。那时的他，面对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就能公开发表文章喊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的悲愤质疑。
1913年上半年，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这时，他已二十三岁多了。他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到日本求学，准备学成回国后做一番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他抱着新的希望，决定给自己另取名字为李大钊，字守常。
严冬的一天，他在天津登上飘洋过海的轮船。黄昏的时候，他站在甲板上，回头看着落日，展望波涛滚滚的大海，想探寻当年甲午海战中我国海军覆灭的痕迹。可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见那如泣如诉的浪涛声，就像倾吐着那些为国牺牲的战士们的遗恨似的。十八年过去了！祖国依然是“东亚病夫”，什么时候祖国才能强盛起来呢？
李大钊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日本读到了英译本和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日本共产主义者对《资本论》的通俗解说。这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青年李大钊政治上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在日本，李大钊投身于政治活动的热情和成绩大大超过了研习功课的热情和成绩，他成了留学生中的活动家和政论家。
那时，中国在东京的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二十一条”签订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李大钊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二十一条”签订后，人心愤怒，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留日学生总会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李大钊任主编。
李大钊奋笔书写《警告全国父老书》：
“羁身异域，切齿同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外患叠起，而内政又日趋腐败，爱国志士，义愤填膺，李大钊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定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1916年上半年，他登上轮船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轮船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李大钊迎着北风，望着滔滔的大海碧波，写下了雄伟壮丽的诗篇：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
……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
李大钊因为反对袁世凯阴谋称帝，从日本愤愤回到祖国后，在上海停留了约两个月。6月6日那天，消息传来，袁世凯已像癞皮狗似的死去了。李大钊心情非常振奋，他期望一个新的“青春之中华”从此诞生。当他正在筹划下一步将如何进行工作时，收到在北京的朋友的来信，约请他去北京办报纸，进一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这正合乎他的志向。于是，他收拾起行装，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天津的轮船。
李大钊在甲板上散步，心里头总是在筹划着就要问世的报纸。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身了，独自走出舱外，透过翻滚的浪涛，眺望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耳边回响着渔船出航的螺号声。他心潮澎湃，为即将诞生的报纸想好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晨钟”！ 主编《晨报》时的李大钊
到北京后，他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紧张筹备，《晨钟报》在1916年8月15日创刊了。
李大钊精心设计了一个古钟图案，排印在每天社论的前面，在钟上每天刊登一条警语。他盼望读者们能从这些警语得到启发，做到“一一扣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他满腔热情地希望《晨钟报》能为创造新的中国而奋斗。他为报纸创刊号写的《“晨钟”之使命》一文，副标题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
第六期的警语，便是李大钊书写的、他经常吟咏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名句是李大钊的座右铭，是他高尚革命情操的真实写照。他这名句是借用了明代忠臣杨椒山的名对，原文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杨继盛，号椒山。河北容城县人。明喜靖年间，他出任南京兵部员外郎中，为人笃实刚正，不畏权势，因勇敢弹劾大奸臣严嵩未果，反而惨死在严嵩的屠刀下。杨椒山生前写下大量诗文、家书和墨迹，有《杨忠(MIN音、“民文心”字)公集》四卷本传世。据说毛泽东、李大钊等领袖人物生前都很喜爱杨椒山的诗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等谈话中，他念起杨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一言”。
李大钊借用杨椒山的名句时，只将“辣”字改成了“妙”字，这一字的改动非常精当。我们从李大钊这名句中感悟到他那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境界。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许多救国政论，积极向人民和青年宣传日本侵略我国的野心，揭露袁世凯和日本私订卖国二十一条的秘密，并指出二十一条密约是亡国的条约。他当时提出：“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坚持不当兵，不纳税，以相抵抗。”
1917年，天津青年组织了爱国讲演会，邀请李大钊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讲演，
听众拥挤异常，楼上楼下都挤得水泄不通。李大钊讲演的题目是“大亚细亚主义”。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分析，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向亚洲落后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实质，呼吁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防御外侮。他还对日本和袁世凯私订的二十一条密约作了分析。李大钊的讲演，不断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
当年7月，高一涵也从日本回国。李大钊约他一起同编《晨钟报》。
《晨钟报》的经费，出自从事政治活动的宪法研究会的人们（这些人被称为“研究系”）。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是研究系的一个主要人物，他直接控制着《晨钟报》。李大钊所编《晨钟报》对反动政府的揭露和抨击，对专横的军阀们的攻击和鞭挞，引起了汤化龙的不满。汤化龙带信给李大钊，要他收敛些，甚至派他的心腹对准备付印的稿件擅自加以删削。尽管过去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得到过汤化龙的资助，这时为了坚持真理，他完全抛开私人情面，不怕失业，他和高一涵一起辞职不干了。
李大钊的文才的书法早就有名。有位朋友请他题写一副对联，他想起了明朝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严嵩而惨遭杀害的杨继盛的一句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久以前，他还在《晨钟报》的警语中，选用过“铁肩担道义”这句话。于是他挥笔疾书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十个大字，与朋友共勉。
1917年，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找人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把李大钊和高一涵找去，由他们负责起草工作。经过三个月草成。李大钊和高一涵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
那时，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他约李大钊和高一涵替他写社论。今天由李大钊写，明天由高一涵写，各人每隔一天给《甲寅日报》写一篇论文。他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政府。章士钊不赞成他们的主张，李大钊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骂。章士钊不敢去和李大钊交涉，便托高一涵去和他商量。后来双方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那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于是李大钊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
以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是章士钊辞去这个职务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他的。后来，章士钊进了段祺瑞政府内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疏远了，见了面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在章士钊妻子的邀请下，李大钊每周到章士钊家数次，给章士钊的孩子讲政治课。李大钊对章士钊的妻子说：“行严（章士钊字）陷溺太深，我不能救他。但我要挽救他的下一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以他们为桥梁，十月革命给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在为十月革命欢呼。1918年7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文章中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文章的末尾指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现象遂遽为之悲观也。”
1918年初，李大钊被好友章士钊推荐去了北京大学，替章当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后来建在沙滩处的四层红楼便成了李大钊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共同施展人生抱负的更大的舞台。
就是在这红楼里，执著的李大钊以自己超凡的知识和厚道的为人，一步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敬，从图书馆主任兼了教授，又从一个资历不深的教授入选商决校政的最高机关北大评议会，再后来，由教授而兼校长室秘书，成了北大教职员和学生们正当利益的主要代言人那时大学里没有众多享受副校级以上待遇的领导，校长室秘书是个有职有权的位子。
这时陈独秀已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来后，他们共同编辑《新青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向旧势力展开顽强的斗争。
当时，反动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百般责难，认为是诽谤孔圣人，无法无天，不要父母等，简直是罪大恶极。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宣传新思想的《新青年》。1919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由陈独秀执笔，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声明：“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塞因斯（即民主与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坚定地表示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决心：“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哭，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1918年底，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他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警察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
那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胜利了！胜利了！”北京城里罗鼓喧天，鞭炮齐鸣；五色旗和各式各样的旗，高高挂起，随风飘扬。传来了阵阵凯歌声，却是英、法、美、日等协约国的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高唱；协约国的先生们、女士们，在中国的大街上跑来跑去，互相庆贺；而那同盟国为首的德国人开设的商店，也不知被谁敲碎了玻璃窗。一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以德国方面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由于一年多以前，中国的北洋政府曾表示向同盟国的德、奥“宣战”，虽然没有派去军队，这时也成了“战胜国”的一员了。军阀段祺瑞也成了胜利的“英雄”，顿时就举行阅兵，吹吹打打，好不威武。曾经写下《欧洲战场史论》，主张“德国必胜”，随后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梁启超，这时也在报纸上自吹自擂，竭力吹嘘自己“力主宣战”的汗马功劳。北洋政府下了通知，为了庆祝胜利，14日至16日三天，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
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公理战胜强权”，组织讲演会，在中央公园里面，又在天安门内搭台讲演，一连讲了三天。首先上台讲演的是蔡元培，接着是李大钊上台去讲。
李大钊用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
他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匈奥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他满腔激情地向全中国人民宣告：“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接着，李大钊又写了《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他在文章中说：“在这个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战胜。”
这正如四十年后林伯渠一首诗中所说的：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首传真。
年底，李大钊和高一涵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又说：“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做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通过李大钊的宣传和指导，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无限向往，“劳工神圣”成为分行一时的口号。
李大钊当时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为人忠厚诚恳，学生既不把他当作教授看待，也不把他当作同学看待，学生们对他不需要畏惧也不可能随便，只是觉得十分亲切，如见了自己的兄长。他同青年们见面时谈的总是社会国家的改革和国际问题的评述。青年们从他那里得到一些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启发。
李大钊常穿着浅灰布长袍，玄色细布马褂，态度是那么朴质和慈祥。他貌不出众，言不惊人，然而他在北大的威望影响，却出于文科学长陈独秀之上。他的《青春》、《庶民的胜利》都是传诵一时的。
毛泽东初进北京城
毛 泽 东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起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生活很艰苦。经他的老师在北大当教授的杨昌济介绍，于10月认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第一次来见李大钊，就是在红楼一层东南角李大钊那间办公室里。李大钊安排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便于读书学习和参加北大的活动。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这时正在探索着解放中国的道路，能在李大钊身边工作，他是很高兴的。他虚心向李大钊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北大的各种学术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学到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毛泽东和李大钊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毛泽东当时是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每月八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也可以生活下去了。李大钊却很重视他。邓中夏等同学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分组在茶馆、街头去向市民讲演。还为工友们办了夜校，给工人们上课。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时说：
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了这种运动的组织（指到欧洲勤工俭学），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的并不够，而我可以更有利的在中国花费我的时间。那些决议要去法国的学生，从李石曾学习法文，可是我没有。我有别的计划。
对于我，北平好象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那里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
我的地位这样低下，以致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们，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里，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象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觉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为着能够旁听大学里的功课。在新闻学会里遇见了同样的旁听生，像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的一个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再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份子；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帮助我很多的。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1926年(4月26日)他被张作霖枪决了。
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我也遇见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弗尼亚州加入了三Ｋ党；还有段锡朋现在是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在这里我也遇见了而恋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氏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最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我的头脑越来越急进。可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是很糊涂，用我们所常说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了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北大的学生，名叫朱谦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我赞成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邵 飘 萍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以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七个人。晚上我们七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火坑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我常常必须警告睡在我两旁的人们。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前的广场上，我见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上悬挂着水晶冰柱子，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的咏北海冬天珠玉树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叹。
李大钊曾是《晨钟报》创办时的主笔。《晨钟报》复刊后改为《晨报》。孙伏园编《晨报》副刊，鲁迅经常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后来的《阿Ｑ正传》就是在《晨报》上发表的。
在李大钊编辑的《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有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还刊登了鲁迅的小说《药》。在这以前，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李大钊的论文《新的！旧的！》，同时刊登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和李大钊的认识，是在陈独秀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编辑的集会上。李大钊给了鲁迅很好的印象：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他们两人最初相识的时间，正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1918年夏秋时节。
鲁迅后来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所说的主将，李大钊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鲁迅还说，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他所遵的，是那些革命前躯者的命令。“前躯”者中，就有李大钊。
1925年春天，鲁迅的小说《长明灯》发表了。李大钊读后，高兴地说：“鲁迅先生发表小说《长明灯》，我看这是他要‘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李大钊在百忙之中派人去看望鲁迅，请他“‘当仁不让’，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
后来，李大钊知道鲁迅准备和几个青年朋友办一个刊物《莽原》，他兴奋地说：“鲁迅先生是闲不住的。他饱经忧患，而‘壮心不已’。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就是一个愈受压迫愈要反抗的战将。他不会临阵退却，更不会中途妥协。他对旧社会，确是深恶痛绝。我们所痛恨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他痛恨的罪魁祸首。我们讨厌的社会渣滓，也是他讨厌的社会渣滓。在文化革命的战阵中，他确是一面大旗。”
鲁迅与胡适
鲁 迅
1917年夏，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独自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下班之后除了逛书店，基本上足不出户，夜夜坐在灯下抄古碑。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由陈独秀发起创办的《新青年》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外界的议论早已沸沸扬扬，但这个自绍兴来的中年人对此却并不关心。直到旧友钱玄同前来探望他，劝他写些文章。
钱玄同见到周树人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周树人回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钱又问。
“没什么意思。”周说。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又说。
周树人应允写一些文章。第二年，周树人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胡适五岁丧父，母亲作为后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家中财政全靠胡适的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1910年7月，胡适由别人资助盘缠，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学，同年赴美。那时庚款留学生除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还发生活费80美元，相当于200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张恨水那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6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当时他还寄钱补贴寡母。
也是在1917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结束留学生涯，启程回国，到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260银元，第二个月加至280银元，为教授最高待遇。26岁的胡适刚踏上社会参加工作，就拿到约合21世纪初一万元人民币的月薪。可谓是春风得意。胡适除了薪水，还有版税和稿酬。
在此之前，由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革命”，他已在国内“暴得大名”。
正是从这个夏天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界由于这两个人的出现，开始慢慢变得有所不同。
胡适回国时，曾表示自己“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也由此老老实实在大学里做了几年学问。但很快，胡适就陷入种种争论之中。在这些争论当中，胡适系统的将自己深受英美传统所熏陶的思想体系暴露于世人面前。
一系列的争论让胡适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其所主张的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用科学、民主、理性来取代旧有传统的思想逐步为众多青年所认知。胡适也由此赢得了“青年导师”的声誉。胡适要做的就是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经验传播到中国，传播到青年人当中，并将它变为中国的现实。
胡适理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但鲁迅心目中却并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存在，他对任何完美社会的宣传都是存疑的。
有人评论说：“胡适和鲁迅都是对当时的体制不满的知识分子，但两人所走的路不一样，鲁迅带有左翼倾向，而胡适遵循的是自由主义。但两人却有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要求社会更公平，更有正义。”
胡适大叫：少谈些主义！
1919年的《新青年》六卷五号，轮到李大钊负责编辑。李大钊计划把这一期刊物，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为了编好这个专号，他自己着手写作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时刚放了暑假，七月二十日那天，他正准备从北京回故乡乐亭，而后到家乡附近的五峰山韩文公祠住上一个月，以便精心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但却在这时收到了刚刚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这期《每周评论》上刊登着胡适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李大钊读后非常生气。他回想了一下，自从六月十一日陈独秀被捕后，胡适就接手编辑《每周评论》。他自己因为忙于各种工作，除了写过几篇短文外，顾不上过问这个刊物了。胡适却乘机在上面连续发表了美国杜威关于实用主义的讲演，大肆宣扬实用主义。现在他又抛出这篇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改良主义，说什么“只要通过一个一个问题，点点滴滴的改良，不必去求根本的解决；而‘主义’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可以谈，而且又有安福系的冒牌‘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少谈‘主义’；‘过激主义’（指马克思主义）就更不用谈了。”
李大钊对胡适这一套是一目了然的。胡适在“五四”前提倡文学改良，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参加新文化运动，都是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上的。这时，他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妄图阻挠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抛出这篇文章来。李大钊临行匆匆，决定到五峰山后，立即着手写一封公开信答复胡适，明确地表达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李大钊来到五峰山。他被那濒临渤海、矗立云天的五峰所吸引，特别神往峰顶那苍劲挺拔的松树。这崇高的山峰，这挺拔的松树，是那飘忽不定的白云遮盖不住的。他联想五四运动以来的激烈斗争，他写下了一首白话诗：
一个山峰头，长着几棵松树。
片片的白云，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
这时，他那篇答复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也酝酿成熟了。这篇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群众的运动，而共同的理想、主义，这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但不相违背，而且只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他又明确地宣称：“我自己是要谈‘主义’的，怎能因为有人假冒牌号，就不再宣传指导人们前进的‘主义’呢？”李大钊早在《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就说过：因为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
李大钊在五峰山上，目睹山中雨后的壮观情景，他又写下了一首诗篇《山中落雨》：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顿时成了瀑布。
这时候前山后山，不知有多少樵夫迷了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