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37 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都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泽东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 ，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华国锋向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泽东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泽东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毛主席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之后，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深入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罪行的高潮。
1-38 外国记者披露了消息
拘捕“四人帮”后，叶剑英原打算严密封锁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以便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帮派骨干，但没想到，六天之后，这一秘密就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给捅破了。
1976年10月11日，韦德向英国伦敦报社拍发了三篇报道，10月12日即独家刊出。当日的《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写下了三栏标题：“华粉碎极左分子”、“毛的遗孀被捕”、“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对“四人帮”被捕事件所做的新闻报道。
紧接着，许多外国电台都广播了这一新闻，特别是一些对华广播的电台，如“美国之音”、英国“BBC”、“澳洲广播电台”的广播，使不少中国人也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笔者也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了“四人帮”出事的消息。一天，一位同学来到我家，说是听说“四人帮”出事了，要我收收外国电台的广播，我们收了澳洲广播电台的广播，后来此事让我单位领导知道了，我为此还受到了处分。)
韦德是1976年6月才从华盛顿转来北京的。7月，唐山发生的特大地震波及北京，韦德和他的妻子住进英国大使馆的防震棚。在这里他接触了一些中国雇员。一天，他从一名雇员那里获悉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1976年10月9日，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这位驻京记者警告韦德，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严肃的国家，不可轻易发出这样的消息。韦德找中国有关方面核实，得到的回答是“无可奉告”。凭借新闻敏感，他从中国官员的面部表情中肯定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同时，他从北京大学贴出的一些与“四人帮”论调针锋相对的文章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于是他发出了这一条重大的新闻。
1-39 “四人帮”在狱中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境内，因为建在秦城，所以称为秦城监狱。
这座建于1958年的秘密监狱，原归公安部管辖，主要是关押国民党重要战犯、美蒋特务和重大案件的案犯，当时有四个监区，400间监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也一应俱全。到了1968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400间监房，将其建成了一座特级监狱。“文化大革命”中，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 ”，有的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有的在这里被关押十年之久，这里成了林彪、“四
人帮”残害民族精英们的一座“据点”。
历史给林彪、江青一伙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四人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扩建的这座用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特级监狱，竟成了最终关押自己的地方。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四人帮”被抓之后，他们一直被隔离在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这是一项设施完善、防范严密的地下工程。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证据说明，“四人帮”一伙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决定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严惩。在对他们进行审讯前，由8341部队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约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交接工作的准备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好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特别强调行动要保密，各个环节要协调，要切实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押送任务，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作了相应安排。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的是王洪文，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9日3时，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铐住两手，押进了防弹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拿着手铐跟江青讲：“今天要换个地方，带上这个吧。”她没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面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她顺从地带上了手铐。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监狱，两名狱警给她换了号衣。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10日凌晨3时，押送姚文元。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5时前，已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8341部队胜利地完成党中央交办的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到了秦城监狱里以后，江青看到自己的幻想落空，她在监狱里经常是喜怒无常，动辄骂人，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起初，江青在狱中的生活是毫无规律的，每次预审都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下来以后一会儿要看书，一会儿要作画，一会儿又要写日记，可是写了以后又自己将日记撕掉……
原来“四人帮”的排列顺序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后来，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第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夺权舆论，算第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然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实际情况，合情合理。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关在与外界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他们的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两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5元，约高于当时一般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鸡鸭鱼肉价格都很便宜。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挑选，管饱。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子盛了白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碗里的饭粒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她对办案人员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要跟“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在江青的隔离室内，有一张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座式马桶、较大的浴缸。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没有带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江青还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刷马桶。
江青的头发是黑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她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虽然已过64岁，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像外界所流传的她身上用了橡皮垫子。
姚文元进点之初，不时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用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室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还谩骂监护人员。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伙食，由中南海八所机关食堂供应；江青的伙食由“八区”的机关食堂制做。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除看书外，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者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一落千丈的王洪文进点后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点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工作人员看他有时手脚不太灵便，偶尔有点幻觉反应。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把它留下来，午夜加热后作夜餐吃。他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说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她躺的时间比较长，有时熟睡，有时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
办案人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子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江青刚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内衣内裤都不洗，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后来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进步，还是担负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她们跟她吵：“你一会儿说这个‘修’了，一会儿说那个‘变’了，我看你才是‘修’了‘变’了。自己的手绢、内衣，自己不洗，堆在自己屋里发霉变臭，这算个什么？”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来人衣冠寻常，不像大官的样子，便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办案人员便说：“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权利听，有权利管。”将她的气焰压了下去。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严重错误的。
一次，江青向办案人员进攻说：“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熟悉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哪！”
汪文风立刻反驳她说：“在共产国际主义运动中，出现过若干反对马克思、反对列宁的人，那些人，有的是曾经跟马克思、列宁相处很长时间的，是曾经当着马克思、列宁的面赌咒发誓地要忠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对马克思、列宁也是熟悉的。但是，他们最后成了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马克思列宁本人的凶恶敌人，这有什么奇怪？相反地，一个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但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终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抛头颅洒热血。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你有什么奇怪呢？”这番话驳得她满脸通红，如坐针毡。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和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
汪文风（审理林彪、“四人帮”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负责“四人帮”案）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还常常向审理组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
1976年10月6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处长孙凤山，把原在“四人帮”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司机等共30多人，集中起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认识“四人帮”的罪行，揭发“四人帮”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许多人提出，要面对面地同“四人帮”开展斗争，揭发问题。经中共中央“江、张、王、姚专案组”同意，于1977年2月对“四人帮”进行了批斗。
对江青主要是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及虐待身边工作人员的罪行。
同时也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丧事活动，从一开始就进行破坏的罪行。
此外，还对“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加紧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以及阴谋策动叛乱等罪行，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
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江青竟敢动手打人，岂能容忍。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容忍她，让着她。现在，江青变成了阶下囚，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江青不论在讯问过程中显得多么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办案人员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汪文风和江青打交道的次数太多了，他们曾一度住在秦城监狱，连续不断地同她谈话。江青有时候很愿意谈，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很不习惯，很寂寞。
江青给汪文风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她不愧是演员出身，她的好些举动一再向人们提示了这一点。
每次找她谈话时，江青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子放在右边，然后坐下，(就与她以前参加政治局会议时一样)用一只手往后捋一捋头发，再用双手在眼鼻之间按摩几下，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主持会议一样。每次都是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有一次，江青突然对汪文风他们喊道：“我要平等!”
“谁对你不平等啦?”
“那为什么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
“那是为了安全，怕你从上面掉下来摔坏。”
“给我换掉!”江青的声音更高了。
“那不行，所有的都如此，否则不安全。”
“什么安全不安全，给我换!”
“不可以。”汪文风心平气静地说。
“不给我换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么安全!你们混蛋!你们是邓小平的帮凶、刽子手!”
江青常常就是这么胡搅蛮缠。她有时又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
当然，事实并不像江青所说。她经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营私。为此，她有时到毛泽东的住处，即使是得知毛泽东已经睡觉了，也要纠缠着张玉凤让她进卧室站一会儿。出来后，就对不知情的人说她又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如何如何，随机塞进自己的私货。
每次闹完了，江青就恢复了平静，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然后向在场的每一个人鞠一个躬，然后说一声“谢谢”，才走。反反复复看她这一套，就使人想到她是一个演员。
有人说，听传闻，毛远新的态度不太好，老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自己什么责任也不承担。
其实，毛远新的态度属比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许多问题查起来就更麻烦，且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据汪文风说，有些人得知他负责“审讯组”，了解许多内情，便总来找他证实社会上有关毛泽东的一些传闻，特别是关于女人方面的；还有人对江青是不是带假发，装了假乳房、假臀等津津乐道。
汪文风严肃地告诉那些人，那类传闻不属于他们审查的范围，他也没兴趣过问；在秦城监狱的江青，和过去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她既不带假发，也没装假乳房、假臀，因为在秦城不具备讲究这些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