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去延安多少次了。无论是专程，还是途径延安，虽然总想着要在延河畔，站在同一个位置留张有延河桥、宝塔山做背景的照片，可是，却发现，二十多年里，竟然也就这么几张。位置和背景没有固定，而我，也在青涩模样上，逐渐写满了沧桑。

这是第一次去延安，在1985年初秋。当时，我刚工作就被任命为陕西省作协团支部书记，随即参加了省直机关团干部培训班。期间，和省直机关的团支部书记们一同去了延安。一路上，总有一个团支书在我耳边嗡嗡不停地教诲我：张艳茜你应该这样，张艳茜你应该那样······

从小就看着大人们的脸色行事，向来是低眉顺眼地接受这样那样训话的我，其实对一切强加于我的教育和训导，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尤其听不得无来由的教训。我要是完全按照别人规定的模式去做人，我还是我吗？

1986年底到1987年底，我作为省委扶贫工作组成员，下乡来到陕北榆林。每一次的往返西安，都要途径延安，又因为当时的长途汽车站就在桥头，所以每一次必到延河大桥。然而，却没有一次停留在延河畔留影作纪念。那时，有个照相机是非常稀罕的。花钱照像也很奢侈。

印象深刻的延安之行是在2000年夏天。大学同窗好友阿辉一家三口从深圳回来，阿辉提议，一同带孩子们去延安，让孩子们实地去了解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于是，周燕芬带着儿子，我带着女儿，和阿辉一家向延安出发了。到了延安才发现，大人们的初衷与孩子们的愿望有很大的差距。孩子们感兴趣的是，看枣园的老乡激情四射的腰鼓表演，听王家坪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的耳机里播放的陕北民歌，登延安大学的后山，采摘山上的野果和酸枣。

2000年的冬天，陕西省作协分片召开全省会员会议。在延安会议期间，再次站到延河畔。

我那时候硬仗着年轻，为了宣传《延河》，增加《延河》的发行量，在会餐时我给会员们敬酒，最多时，一圈下来十三桌，我竟然连续喝下来了。那时刻，我真是敬佩自己，我被自己悲壮的敬业精神感动得想哭，或者是喝多了不舒服得想哭。时过境迁，忘记细节了。 2007年5月21日，我与省作协的同事，在纪念“五·二三”会议期间，住在延安大桥北面的“银海大酒店”里。傍晚时分，和与会的作家朋友聊着天走上大桥，一时间，我的方向感出现混乱。我急切地问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同事小刘，宝塔山在哪里？小刘奇怪地看着我说，张老师你不是第一次来延安吧？我听懂了小刘这句话的含义：一是不理解我为何如此的激动；二是声称多次来过延安的我，却找不到宝塔山感觉不可思议。前一点我也无法说清楚，后一点，不辨方向经常走错路一直是我的“长项”。

其实，走到大桥上，将头向右边一转，就看到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巍然矗立的宝塔了。此时，夕阳映照着几近干涸的延河，河底浅浅流淌着乌绿色的液体，恶浊的腥臭味随风飘散。

    2008年7月24日，带着福州大学的施晓宇老师一同走陕北。我是施老师的向导、地陪和摄影师。结果，给他拍下了个人站在这里的照片，却没有给自己留下单独影像。这是我们去延安大学拜祭路遥回来，让路人帮忙给合的影。



    2011年3月19日上午，甘泉文联主席刘虎林组织了一场甘泉文学作者座谈会，我与二十多个热爱文学的作者们在一起交流写作心得，会上，来了七八个小学生记者团的成员，有一个小朋友问我，如何写好作文？我真诚地对她说，原谅我，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轻易不敢辅导我自己女儿的作文，因为中小学作文是有套路的，说不好，就会影响考试成绩。

    会后，甘泉县文联为我饯行，我要从甘泉县启程去延安了。席间，刘虎林看似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然后欣慰地笑着对大家说，今天，我们谈论文学，回忆路遥，现在，你们看：老天爷就有了感知，它下雪了！

    在雪花飘舞中，刘虎林安排车，将我送到延安。20日下午在去曹谷溪先生家中拜访时，我特意来到延河畔。河水竟然开始饱满了，也不似过去有恶浊味道。一个游客让我为他拍照，我也就势让他为我留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