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通货膨胀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加大。去年8月以来，全国物价连续5个月涨幅扩大。去年11月，CPI增长5.1%，涨幅创28个月新高，使得去年全年CPI涨幅达到3.3%，超出了全年3%的宏观调控目标。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今年CPI目标是控制在4%。按照国家统计局经济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4月15日将召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同时发布3月份CPI等各项数据。多位专家预计，3月份CPI可能再度“破5”——通货膨胀再次进入快车道。

　　对如何治理这可能带来严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通货膨胀，不少专家提出用限价等行政手段解决通胀，包括在价格连续上涨过快并超过限定幅度时，采取行政措施限制价格继续上涨；此外，在各省继续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对于资金炒作农产品的现象，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尤其是针对炒作玉米和棉花。因此在去年5月，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称一旦确认为囤积居奇等行为，将进行多达5倍的处罚。

　　通货膨胀这“病”的“药”究竟该谁来吃？真让物价局吃了就能药到病除么？不妨来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在总统尼克松时代处于经济滞胀期，有过两次价格管制，1971年8月到11月冻结工资金，1973年6月到8月管制油价，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尼克松管住了油价，却不能降低油品的需求与生产。如果把石油生产地的价格也管住了，那全球油价都会上升。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管住了所有的物价，代价是物资紧缺，所有的产品凭票供应，几张粮票就可以换得农民的一筐鸡蛋。与尼克松所处的时代不同，目前的价格上升是热钱流窜的结果。热钱推高了资产品价格，而后推高了原材料价格，当大部分企业无法靠提高劳动效率消化成本时，不得不大规模提价，于是发生了通胀。各国央行发放的货币越多，热钱越是四处流窜，金融不稳定性随之增加。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尴尬局面：上半年还在防通缩，下半年不得不抗通胀；资产品价格刚到高位，转眼又发生暴跌。所有这一切，都是预期不明、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惹的祸，从美联储到日本央行，均难辞其咎。

　　要想真正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必须找到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通货膨胀的两大原因一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二是货币发行量增加，要解决本轮通胀必须正本清源，一是提高企业效率消化源源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二是实行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给予市场非常明确的反通胀预期。目前我国企业里面民企的效率其实是很高的，但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还有待提高。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征税成本居高不下、行政开支易涨难收、大学毕业生钻头觅缝想当公务员，足以说明我国整体资源效率低。如果政府效率与大企业效率大大高于货币的增速，我国的内部通胀就可以被平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相反，如果一些赔钱的企业不能提高效率，那么有多少新增财富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货币所稀释，外在表现就是货币购买力下降，通胀预期上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货币超发，2009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宣布增加投资4万亿人民币，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指出：原来中国一年有4万亿元左右的新增信贷规模,现在增加的信贷已经接近8万亿元,另外4万亿元最终会变成通胀,如果中国一年的GDP是30万亿元,4万亿元就意味着百分之十几的通胀,当然这个通涨要看分多少时间来分摊。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正在变作现实。

　　我国的货币超发可以说由来已久，2001年-2003年间，M2增速16.6%，GDP增速为9.8%，CPI增速为1.4%，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5.4个百分点；2005年-2007年超出2.8个百分点；2008年-2010年9月超出9个百分点。多年积累的超发货币，并没有彻底被资本与货币市场消化；加之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火上加油，使通胀预期一发不可收拾。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是因为银行货币超发引发了这一波通货膨胀，那治理这通货膨胀的“药”自然也该银行来服，而不应该由物价部门来越俎代庖。

　　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 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 为实现目标, 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 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主要原因是银行过度发行货币，因而治理矛头首先应该指向银行。具体说来，银行起码可以做一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 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 也即要控制出口, 扩大进口, 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其次，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再次，控制国际热钱的无序流入。不少人主政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 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 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 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 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 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 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 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 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 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 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 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 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 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 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 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 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 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 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物价这条“船”的高度是由其下面“钱”的多少决定的，而“钱”的多少又直接决定于银行开闸放钱的速度和流量，因而，要真正控制住物价，最关键的部门还是银行。让物价部门出面限价，只是扬汤止沸的治标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