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鼠身上体悟出的人生哲理 

    拒绝神灵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无论后人将孔子的学说如何拔高、升华，它都不可能成为抚慰中国人心灵的终极信仰，也不可能成为实际约束中国人行为的至高准则。不讨论生死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孔子以“不知生，焉知死”迴避了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因此，无论后人将他的学说如何深化、挖掘，它都无法全面展现出人性的尊严与理性的光辉，也无法建立起源自生命本身的激情与快乐。面对异常残酷的现实生活，一切道德说教立刻便被还原为以生存需要为前提的野蛮，甚至惨烈的无情斗争。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百代皆行秦政制”。我对古人生活的表层观察与描述，便以秦相李斯，以及他的“老鼠哲学”为核心。因为，从他的人生经历到生存哲学，都具有典型意义，都真实地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李斯都算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顶尖高手。作为文人，他以一篇脍炙人口的《谏逐客书》流传于世，与《古文观止》中的其它篇章一样，成为后人学习汉语写作的经典范文；作为投机钻营的官僚，他从“为郡小吏”，一路攀升，辅佐秦始皇“卒成帝业”，成为当时世界上那个超级强国的首相，已不是一般的位极人臣。就连他的死亡都具有经典意义，他被腰斩前对儿子说的那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至今仍被文人们反复咀嚼，回味不止。

    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超越自己的“老鼠”命运。这是属于全中国人的悲剧性宿命。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直像老鼠似地活着，只不过有人一辈子都是“厕中鼠”，有人幸运地成为“仓中鼠”而已。无论是“厕中鼠”，还是“仓中鼠”，他们都没有做人的尊严，因而也就无法获得“人”的快乐。

    什么样的民族产生什么样的生存哲学。

    自然灾害与社会变乱相互交织，饥荒与暴政、暴乱及战争交相纠结，这便是李斯发明“老鼠哲学”的宏观背景。

    就学术思想渊源而言，李斯也算是正宗的儒家传人。儒家一脉，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而后到了荀子。李斯便是荀子的学生。

    身为不起眼的“小吏”，李斯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生的体悟是与老鼠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吃”联系在一起的：

    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史记》第2539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我在前面曾说，中国人以“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什么是“天”？从生存的角度出发“民以食为天”！吃，在中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吃什么或者能吃上什么，也就成了一个人身份的标志，社会地位的标志。

    所以，当李斯看到厕中鼠吃脏东西，而且还时时担惊受怕的时候，才会心有慽慽焉，才会立志做个仓中鼠，不仅吃得好，住得好，还要理直气壮。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第2539页）

    李斯是个讲究实际的聪明人，从老鼠身上都能体悟到人生哲理。他明知道在残酷现实生活面前，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实在是不堪一击。可是，李斯又是个好面子的学者，最怕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在他去秦国谋那个好位置、谋那碗好饭之前，先给老师荀子上了一课。

    辞于荀卿曰：……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第2539页）

    这一席话说得够狠，够尖刻，也够吓人的。毫无中国古典式的婉转与暧昧，把从古至今一直隐蔽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全都赤裸裸地抖落出来了：地位卑贱，还不想尽办法改变处境，那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了才敢去吃，简直就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所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却要非议社会，甚至漠视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根本不是什么士子情操。所以，我得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李斯一把撕下了蒙在脸上的道德面纱，露出了贪婪猥琐的老鼠本相，“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除了升官发财，别的都是瞎扯。他丢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荀子，去给秦始皇当孙子去了。他轻易抛弃了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人格教诲，去不择手段地追求荣华富贵了。（未完待续）

注：本篇为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八十二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八十三  帝王术，一部阴谋对阴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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