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你母校的“校训”是什么吗？不瞒您说，这个问题有点让我尴尬——我真忘了！

    几十年前，我上小学时，每日都会瞻仰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大概这可以算做当年全国的“模范校训”。后来进了中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见得更多，实际上，这是毛主席老人家当年给抗日军政大学定下的校训，以我等“少不更事”的心智，理解起来确实有点难——为何前面讲了“团结”，后面又要告诉你人际关系会“紧张”？既然要求“严肃”，干嘛又加上“活泼”？这问题竟困惑了我十几年……

    中国人的“道德感”强烈，不强调脱离伦理的智慧，毕竟教书育人、以德为先，“尚德”的禀赋自然也会在诸多校训中反映出来。

    100多年前，西学东渐。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此前称为“圣约翰书院”）算是最早将“校训”这个形式引入中国的学校，大概因为是教会学校的缘故，它的校训是将《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的意念与科学真理，提炼为两个英文词组合——Light Truth（（光与真理）。但我更喜欢当年李瑞清主持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所定下来的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赵天麟任北洋大学校长时，定下来我们迄今为止、耳熟能详的校训——“实事求是”；至于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则是梁启超去那里演讲时被推崇备至，故有此留存。

    曾几何时，受政治环境影响，许多校训很容易沦落为“政治口号”，千校无别，千人一面，经常令年轻学生感到莫明其妙，最后也都成了“浮云”。即便是今天，我见到的大部分的校训，也缺乏创意。“团结、勤奋、求实、进取”这几个词似乎最多见，而某中学的校训“遵纪守法、民主和谐、奉献创新”，则完全是一副衙门机关的嘴脸，与激励青少年何干呢？

    相比之下，国外的一些校训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哈佛大学的校训是Let Plato be your friend and Aristotle 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索性用拉丁语Mens et Manus，英文写做Mind and Hand，意思是“既要用脑，也要动手”；斯坦佛大学则主张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让自由之风劲吹；而悉尼大学跟很多欧美名校一样， 用拉丁语写校训Sidere mens eadem mutaoto——尽管物换星移，我们精神如一……

    校训必须要好记、好懂，易于流传。启功先生在世时，为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拟作校训。先生跟我说过，他最先的几个版本中有“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嵌入“师范”二字），自己起初还挺满意，但大家却普遍认为，首先是文字上晦涩，其次又有点倚老卖老之感，鲜有与时俱进、教学相长之意。启功先生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沉吟多日，终于改成今日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

    当年，国家会计学院成立之时，朱镕基总理题词：“坚持准则，不做假帐。”尤其是“不做假帐”四个字，虽是大白话，但掷地有声，至今犹振聋发聩。

    今日之许多学校拟定“校训”，虽喜欢引经据典，但是，一要小心文字艰深、流传度不够；二要防止以讹传讹、断章取义。我就见过一个小学拿《庄子》的话来勉励学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所取的意思是好的，但恰恰把庄子原话中最后的两个字砍掉了“殆矣”，也就是说，庄子原意为“不能拿有限的生命，来追逐无限的学问，否则就完蛋了”。如此180度大逆转，真是既不尊重古人，也拿孩子开涮，几十年之后，当孩子长大成人，读了原来的经典，真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校训虽短，但是它堪称是引导学生们求学做人的领航，也终将伴随着学生的一生，遣词造句既不可不“慎”，文风胆略亦不可不“活”。什么都想说到，其实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我之所以记不住我中学母校的校训，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请看——

    “办学目标：现代化、科学性、高质量、有特色；学生培养：志向高远、基础扎实、全面发展、个性优良；工作口号：做一流工作、创一流业绩。”

    瞅着这一大堆工作报告式的文字，我彻底晕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