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张闻天流放肇庆 (5)
张闻天的子女
张闻天的两个亲生女儿
张闻天18岁时，在父母的包办下与同乡女子卫月莲成了亲。卫月莲先后为张闻天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张维英和二女儿张引娣。张闻天离乡时，张维英只有3岁。
她们在上海，隐于民间，从不张扬，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由母亲卫月莲抚养长大。
张闻天的小女儿张引娣生于1924年，她出生时，父亲已经到上海去了。她出生后，直到解放，父亲一直没有回过家。26岁前，她没有见过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到辽宁省委工作。1949年的冬天，上海解放不久，张引娣她们接到父亲从东北的来信，问家乡和家庭的情况，还提出让张引娣到东北去和他见面。接到信后，张引娣和母亲、姐姐才知道父亲还活着，而且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她们母女三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先把照片寄去，以便他到车站迎接。
随后，张引娣由丈夫储震寰陪同，一起去东北安东（今丹东）。不料当他们风尘仆仆赶到安东，张闻天又有重任回北京去了。三天后，他们赶到北京，被接到中南海。张引娣从前没有见过当大官的人，在等待的时候蛮紧张的，可是一看到父亲文文雅雅笑眯眯的样子，非常慈祥，再加上刘英妈妈十分热情好客，心里总算安稳点了。她走上去怯生生叫了一声“爹爹妈妈”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心情很复杂。张闻天眼眶也湿了，摸着女儿的头说：“你就是引娣啊，结婚成家了，好好。现在解放了，妇女也翻身了，我们见面应该高兴，你看爸爸不是很好吗？”
张闻天又对女儿讲：“你们留在北京读点书吧。只有读书，将来才能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后来还多次对女儿说：“不要老是在家里抱小孩，要勤奋学习。”张引娣虽然心里惦记着娘，但他们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引娣进了黑龙江呼兰工农干校，她丈夫进了华北革命大学读书。1953年毕业后，引娣被分配到外交部当打字员。
张引娣工作后，张闻天就到苏联当大使去了。
1955年，外交部响应中央号召要精简机构，张闻天要求女儿在外交部带个头，为领导干部子女做个榜样。张引娣再一次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准备回上海老家。临走前，张闻天对女儿讲：“引娣，你回上海后，不要对人讲你是我张闻天的女儿，回去自己找工作，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
回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固定工作，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才进了上海自行车一厂，在厂部任打字员。
直到“文革”开始，造反派才知道厂里竟然还有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张闻天的女儿。张引娣便被下放到车间劳动，做了9个月最吃重的装配工作。
张闻天在延安时，曾派人到上海接两个女儿去延安，可是她们的母亲不同意，没有去成。因为当时她们家里是很苦的，父亲离家多年，不知去向。她们的娘是一个农村妇女，种田为生，养大两个女儿不说，因为是“共匪”的家属，还常常担惊受怕，母亲舍不得也不放心两个姑娘出去。
张闻天离家出去参加革命时，他的大女儿张维英才三岁，小女儿张引娣刚刚出生。
国民党知道卫月莲是张闻天的妻子，卫月莲常被国民党政府传讯，要她讲出自己丈夫的去向。日伪统治时期，她被抓去关入大牢，遭到虐待摧残，幸得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淞沪五支队的弟弟卫民搭救才脱离虎口。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南汇县县长在一次会议上叫嚣，共匪头子张闻天的家属就在这里，应予满门抄斩。她们母女闻讯后，吓得不敢在家里住了，只得东躲西藏过日子，有好几个月干脆露宿野外。卫月莲担惊受怕，受风寒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丧命。一直到解放，她们才算过上了太平日子。
解放后张闻天到上海，帮助卫月莲还掉了部分欠债，以后又每月寄给她80元生活费。“文革”开始后，张闻天受到迫害，无法再寄才中断的。
1951年张闻天有公务到上海，住在上海大厦，他写信要大女儿张维英去见他。在上海大厦门口，张维英对接待处的同志讲是来找父亲张闻天的，便立即被带到了楼上。不一会儿，只见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从房间里走出来，接待他们的同志指点他们：“这就是你要见的中央首长张闻天同志。”张维英一时难以相信，也不敢相信，竟呆呆地立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接待的同志再一次介绍时，她才流着泪走上去叫了一声“爹爹”。张闻天望着女儿也哭了。
晚上，张闻天去看女儿，他对女儿说，自己很早离开家乡，但心里十分想念父母和女儿，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眼泪。他们父女俩一直谈到深夜，张维英忍不住向父亲提出能否在上海给她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
张闻天对女儿讲：“你还是在农村好，种种地，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是很好吗？你小孩多负担重，让大女儿秀君跟我到北京去吧。”1955年，张闻天将张维英的大女儿张秀君接到北京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才回来。
张维英的丈夫是进门女婿，他们有七个孩子要吃饭读书，生活相当困难，他们都自己克服了。
“文革”开始后，父亲又一次从女儿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无从打听消息，一别又是十多年，直到张闻天由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后父女才又见上面。张闻天这年已经76岁了，有一天午饭后，张维英在纳鞋底，张闻天过来劝她：“不要纳了，你劳动了一辈子，休息休息吧！子女们的穿着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张维英那时没有正式工作，就在父亲身边帮他做家务，这样前后大概有两个月，她每天起得很早，洗衣服、烧饭、劈柴、揩窗、拖地板、翻被子，她从来没有服侍过父亲，这时能尽到一个女儿的心意，蛮高兴的。张闻天感慨地对女儿讲：“没有工作反而好，有了就要牵连到你了。”
那时，张闻天年事已高，而且身患重病，但因为有子孙小辈在身边，他像一个普通人家的爹爹、爷爷一样，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
独子军垦战士张虹生
虹生是张闻天和刘英的独生子，1939年出生于新疆。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派兵追捕被他请来的中共人士。张虹生的母亲刘英在党组织的掩护下紧急转移到苏联。陈潭秋、毛泽民等领导人被捕关押后英勇就义。年仅三岁的张虹生来不及转移，与程独伊、邵华等几个娃娃一起坐了牢。幸亏他们身份没暴露，到1946年国共和谈时，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送往延安与父亲会合。但到了延安后，父亲已经被派往东北工作，父子又是天各一方。
1948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张闻天向组织上要求把孩子送回身边。
一位警卫员带着张虹生，开始了寻找父亲的征途。在根据地的敌人阵营间穿插迂回，足足走了大半年时间，张虹生才见到爸爸和妈妈。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小虹生和母亲一起随你父亲去了莫斯科。一年之后，父亲回到国内，在外交部任常务副部长，小虹生被安排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每周回家一次。
在儿子眼中，父亲自解放后，“官越做越小”，但殚精竭虑地工作热情丝毫不松懈。
1957年，18岁的张虹生高中毕业，在父亲张闻天和母亲刘英的支持下，报名去北京郊区青年农场“做新一代的农民”。张闻天就让他响应党的号召去农场劳动锻练，一去就是两年多。1959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张闻天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
当张虹生回到家，所见到的父亲却依然神态安详，如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虽然不知道详情，张虹生毫不怀疑毛主席是对的，父亲错了。
1961年冬，中央制定了“家业政策七十条”。根据上头安排，大学文科学生赴农村帮助“整社”。张虹生被分在京郊东坝公社园林五队，是个种菜的生产队。张虹生看到：群众苦不堪言。
张虹生想起了父亲对农村“虚报浮夸”现象的激愤之言，觉得父亲说的话并没有错，“共产风”刮不得了！园林五队共96户人家，张虹生走访了一遍，倾听社员的呼声，大家都希望解散食堂，把口粮分到户。这在当地没人敢做主，血气方刚的张虹生召集全村群众开大会，宣布解散食堂。此言一出，农民们高兴地拍红了巴掌……
张虹生因为“自作主张”，被提前调回了学校随后，“上纲上线”的批判接踵而来，主要罪名是“右倾”，挖其根源是“跟你父亲一样”。最后他被定为“坏学生”，校方处理意见是“勒令退学”。
1962年，23岁时张虹生，离开学校后在北京很难找到工作，“政治表现”这一关过不了，他向父亲提出，他生在新疆，还是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吧。刘英找到王震将军，王震把张虹生送到农一师去劳动。农一师是当年南泥湾359旅的老底子。张虹生做了整整15年的军垦战士。
读过大学的张虹生不能忍受的，并不是自然环境差和劳动强度大，而是离京仓促，没有带什么书来看。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团政治处宣教股有书，便上门求借。
宣教股有三个成员，最小的是不足18岁的廖慰训。别看这个清纯可爱的川妹子模样乖巧，个性却很倔强。
1961年，正在成都念高中的廖慰训看到报上介绍新疆农垦的文章，便和两个女同学一起给农一师党委写了封信，坚决要求支边，农一师回信表示热烈欢迎。于是，这三个省重点中学的女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办理迁户手续到了新疆。
廖慰训开始感到奇怪：一个农垦连的民工，怎么会这样喜欢看书？后来她得知，张虹生是北师大学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有廖慰训在办公室，张虹生借了书就舍不得走，天南海北聊得起劲。他对这个川妹子情有独钟。
1966年，“文革”开始。在张虹生万念俱灰的时候，廖慰训的鼓励和帮助，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
在廖慰训的坚持下，她向组织打的结婚报告终于被批准了。于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结婚了。次年大女儿出生，张虹生给她取名叫冬燕，冬天的燕子向着南方，寄托着父母亲对家乡的思念。1968年5月，张虹生回到北京探亲。
北京的家被抄了几次，已经不像样子了。张虹生看到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父母，仍然承受着被揪斗的痛苦折磨，禁不住悲从中来，泪水盈眶。饱经忧患的张闻天和刘英关切地询问张虹生的个人生活，叮嘱他要善待媳妇，听说儿媳妇要买个半导体收音机，张闻天便把家里的小型台式收音机送给他作纪念。
就在这个月，张闻天和刘英突然被“监护”起来，受到审讯和逼供的非人道摧残。专案组负责人找到张虹生谈话，叫他划清界限，公开宣布与张闻天脱离父子关系。张虹生不吃这一套：“父子关系怎么可能脱离呢？就是一万年，他也是我的父亲！”
张虹生坐火车回到新疆后，就被“隔离审查”。他的家被抄了，价值五块钱以上的东西都要登记，就因为他拿了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落下了“转移父亲财产”的罪名。
1969年7月，张虹生的小女儿出生了。1970年7月廖慰训去广东肇庆看望张闻天和刘英老人。仍被“看管”的张闻天和刘英几乎与世隔绝。看到儿媳和孙女，高兴得合不拢嘴。廖慰训决定让孩子留在他们身边，这让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和刘英十分欣慰。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噩耗传到了新疆。张虹生赶到无锡，他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泪流满面。“四人帮”竟然不许召开追悼会，骨灰盒的名字没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根据政策，张虹生夫妇调到了南京晓庄林场工作。
1979年8月，张虹生陪同母亲刘英，在北京参加党中央为张闻天召开的追悼大会。同年，张虹生也被彻底落实政策，他被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廖慰训随后调入大学搞行政工作。
2002年3月份张虹生从南京大学图书馆退休后，在家里和夫人一起看看书，读读报，养花莳草，淡泊怡然。
在虹生的印象中，父亲是个严肃的人，对他这个独生儿子管得很严，从不许儿子因父母的地位而沾上一丝骄气。
孤女不孤：养女张小倩
张小倩虽不是张闻天妇女的亲生女儿，但在张闻天身边的日子，却比其亲生儿女都长。
有关收养张小倩的情况已在上面已有介绍。
张小倩后来回忆说：“爸爸妈妈在生活和学习上对我太好了，但在思想教育上，却又是十分严厉的，从不让我乱花一分钱，浪费一粒粮食和一张纸。”
张闻天妇女受到迫害被下放到广东肇庆，年仅10岁的小倩也被带了去。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经过中央批准，离开流放了6年的肇庆，迁居无锡。小倩也进入无锡师范学校读书。
此后，小倩被分配到远离市区的无线电厂工作。
就在小倩刚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准备好好报答父母恩情的时候，1976年7月1日，养育她成长的父亲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不久，小倩和妈妈刘英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