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经济绝不能画饼充饥

文/穆胜 重庆大学管理学博士

      在物价快速上涨数月之后，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而后，发改委迅速跟进，连发五文部署物价调控工作，其中尤其强调从监管着手，加强价格巡查、检查力度。

      此等平抑物价之举，实际是在为推迟加息造成的过度通胀擦屁股。相关部门出于对热钱的恐惧和对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期待，迟迟不愿加息，另一方面，则是承受巨大通胀压力的民众。

      面对此等民生问题，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国式价格平抑”粉墨登场，今天查粮油，明天查蔬菜，一时间，似乎也有效控制了价格上涨，保障了民众利益，但因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却误中副车，殃及了企业。据相关报道，工业企业由于原料价格上涨而终端价格受调控，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减产的迹象。

      面对冗长的供应链，相关部门无法逐一核定每个环节的价格，终端控制成为了管制焦点。此时，一旦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企业的成本必然与终端价格倒挂，只能走向停产和减产。

      面对飞来横祸，企业家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一时间，更有人祭起“包容经济”的大旗，将企业私产的损益捆绑上了民生和国民经济的兴衰，更令企业家们有苦难言。

包容经济的两层意义

      包容经济的本质是提倡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强调对市场中所有而非单一群体的关注，其基本主张是“希望”和“参与”。在包容经济的语境下，一旦市场主体拥有了“共同成长”的美好希望，他们会更倾向于参与到经济发展的一盘大棋中，更倾向于承受当前的损失。

      包容经济有两项基本主张：一方面，敦促制度设计者（政府）要关注各类市场主体，消除分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倡导市场主体在面对利益丧失时保留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以更大的容忍挺过今天的困难。

      上述主张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是针对不同主体提出，往往遭受误读。利益丧失者要求制度设计者更大程度上的分配平等，而制度设计者要求利益丧失者更大的容忍，于是，矛盾仍未解决，对立依然存在，于是，制度设计者以一贯的强势，继续用冰冷的行政意志干预经济，实施价格调控，丧失利益的企业只能“被包容”。

      经济学的殿堂中从来不乏新概念，新主张，但其原理往往简单，包容经济也逃不出这一规律。

      传统经济学中，个人的行为由其行为导致的货币损益决定，当其预期某项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该行为将发生，反之，该行为不被采纳。这里的损益，包括当期损益，当然也包括远期损益。

      包容经济提倡对于未来的希望，正是要让利益丧失者获得更多关于远期收益的信息，从而在自己的损益函数中计量这一部分的“净现值”，得出益大于损的结果，从“不容忍”变为“容忍”。这是包容经济的第一个意义。

      行为经济学突破了关于货币损益的计量，认为在个人的行为函数中还应加上情感损益的部分。换句话说，某些行为但从货币损益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加上了情感损益，就有可能变得划算。

      包容经济提倡“共同成长”，也提倡在共同成长中为集体利益的“容忍”。其倡导了一种“平等”与“惠及他人”的“利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仅具有普世价值，还力图改变市场主体的损益计量标准，使市场由冰冷走向温情。这是包容经济的第二个意义。

包容经济的理想与现实

      但与制度设计者的美好期许相比，市场主体本来就不会莫名包容，尤其是在价格调控中受伤的企业家。

      对于远期利益的获取，必须有明确的信号或可信的“承诺”，否则，一切的美好必然犹如镜花水月，企业家自然不会将其纳入计量。

      当前的市场内，市场机制的运行往往逃不脱行政力量的干预。以发改委的价格调控为例，其并非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作用，不仅是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更破坏了原本精准的价格信号，使企业无法通过这些信号有效配置资源。此时的远期收益如何能够有效预期？

      眼见权力租威力的强大，也深知权力行使的无常，企业家明白，与其将自己的牺牲支付于一个虚无庞大的公共利益，为公共利益容忍，不如转向权力的所有者，为特定对象“容忍”。于是，权力寻租大行其道，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意给自己扣上“红帽子”。此类现象，恰恰说明了企业家心中通过包容获取远期收益的虚无缥缈。

      对于“利他”而获得的情感愉悦（效用），必然要求市场主体共同奉行一种以“平等”和“惠及他人”为内容的高尚价值观。请记住，一定是“共同奉行”！因为一旦有相当部分的市场主体坚守狭隘的利己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在市场的博弈中，善良的一方就必然遭受损失。这形成了一种囚徒困境，双方明知道合作的结果优于对抗，却因为缺乏统一的信号，不得不选择对抗。

      这个统一的信号来自哪里？当然是政府，政府建立经济运行的制度，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地位，对于遵守制度、容忍的市场主体给予奖励，对于违反制度、短视的市场主体给予惩罚，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高尚的利他主义文化得以形成。

      换句话说，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宣传一种高尚文化，而在于维护一种合理的制度，这是形成高尚市场文化的基础。精明的市场主体信奉的价值观并不来自于政府的文化引导，而在于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维护制度的关键不在于管束他人，而在于管束其利益相关者及自己。管束利益相关者意味着去除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特权，管束自己意味着使其调控手段按照市场机制的运作规律发挥作用，而这两点往往是最难实现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党的官方文件一再倡导市场机制，呼吁“平等”的同时，既有体制格局下的利益相关者，如国有企业依然以权力租为后盾，主导行业垄断（在非公共领域），参与不公平的竞争。如此公平，企业家何以高尚，何以容忍？

      于是我们看到，行政干预下的市场总是会让企业家的私产充满不确定性，正如价格调控的一个洪流就有可能掀翻风雨飘摇的企业。“惠及他人”必须以承认、保护市场主体的私产为前提，有了得，才有舍！当企业家今天的资产可能变成明天的负债时，其最关心的显然不是如何惠及他人，而是自我保全。如此格局，企业家何以高尚，何以包容？

      当“平等”与“惠及他人”的价值都不被标榜时，企业家显然不会计量“利他”获得的情感愉悦，显然无暇“容忍”，更无暇利他，如果是容忍，也只能是“被容忍”，如果是利他，也只能是“被利他”。

      包容经济的提出与走热，正值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但由于政策、体制、市场的不完善，造成分配不均之时，对于饱受委屈的民营企业本是一种人文关怀，却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被置换为一种单纯的义务。制度的设计者应该明白，企业家们从来不乏包容之心，但包容经济对企业家的给予绝不能画饼充饥！

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1年第1期“管理时评”栏目，发表时的题目为《“被包容”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