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闭幕了。今年的亮点之一是：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到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的指标。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健康的国际通用指标，是最具综合意义反映人民生活质量的民生指标，

是最能体现人民幸福和安康的指标。人均预期寿命提高首次成为我国五年规划纲要指标之一，它对弥补GDP等传统指标的缺陷，加快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1、健康能够对人类福利实现更科学的度量

世界卫生组织在成立之初的1946年，就在《世界卫生组织法》中明确提出了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强健或对疾病的防止，而是生理和心理的全面适宜，以及整体社会的福祉和完美状态”。健康具有对人类发展的重要工具性价值，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的必须前提。二十世纪以来的众多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于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Robert Fogel）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指出，作为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在1780到1979年这200年间的经济增长中，有1/3应归因于营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而上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将健康作为传统技术和资本之外的一项重要推动力。

与其他资本或技术不同，健康又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人类的福祉，而健康是人类福祉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著名著作中所积极倡导的，人类发展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类追求能够享有的真实的自由，而最重要的一种“真实自由”便是健康和对死亡的避免。所以，森把健康认为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和基本人权之一，它可以从根本的意义上，为人类提供优良的生活状态，成为使人们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和成为他们想成为的状态的基础，最终让人们选择他们的有价值、有质量的生活。

同时，健康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也被自然赋予了公平和社会道德的属性。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是“起点公平”的重要内容。改善健康的公平性，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健康的公平性，直接取决于收入、消费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并能够对社会其他环节的公平性做出明确的体现。

2、健康能够充分度量人类福利的多维性和主观性

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不同，健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产出品。较高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并不必然意味着较高的健康水平。在个人健康的决定因素中，医疗投入的影响只占不到10%。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外部自然环境因素则分别占有约60%和15%的重要性，其余约15%的影响因素则来自于遗传等。在人这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中，人体的健康需要融合收入、消费、教育、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方面的良好状态。只有在多维性意义上的人类福利得到了全面提升，才能够在健康意义上实现显著的发展绩效。

同时，健康不仅仅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身体健康，还意味着心理和精神的健康状态。这让健康在度量人类发展时，能够更充分地捕捉人类福利的主观性。同时，心理和精神健康也显著的受到绝对财富水平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如相对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因此健康状态也能将这些社会发展环节实现更为全面的度量。

3、健康能够实现对可持续发展的度量

如前所述，健康并不取决于在医疗卫生环节的绝对投入，而更多的取决于生活方式与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显然，生活方式和环境条件的提升和维持，更重要的依赖于社会本身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可持续性的要求。只有在整体社会中融入了包括环境、生态、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要素时，人们才能够自然地拥有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条件，从而在健康指标上获得体现。

而且，以人均预期寿命提高所代表的健康的定义不仅仅指向个人，而是意味社会整体的健康状态。健康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综合属性。因此，健康是综合反映社会发展全面可持续性的一个显性指标。由于宗教伦理、政治模式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在当前为社会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寻找确切的指标，还面临许多挑战；但健康属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终极目标，能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差异和发展阶段目标不同的限制，从而为普遍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合理的规范和度量。

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健康作为新的发展度量指标，意味我们正在转向以社会整体的“健康”为导向的新模式。我们要充满自信，抓住当前国际经济和发展大变革的历史机遇，努力为世界贡献一个“健康和幸福”的“中国模式”。

（曾垚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