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日前表示，“过去过分地追求GDP，急功近利造成了不健康的增长方式，如果现在过分地追求让群众有幸福感，同样也会出幸福的政绩工程”。
这是高层官员中少有的对于幸福的清醒认识，这种认识恰恰基于目前幸福的被滥用。当前，幸福工程正在成为各地政府新的政绩目标，为了实现官员想象中的幸福，人们的真正幸福正同灾难捆绑在一起：你的房屋要强制拆掉，给你换新的；你要被代表；好好的村庄要夷为平地，变成楼房；你要被强制参加什么协会组织…… 当一个社会、一个社区、一个县域被幸福之时，人们享受的往往不是什么幸福，而是更多的权利和自由的被剥夺。像农民被上楼一样，本不是农民的自愿选择，而是权利贫困中利益的被攫取。把一座城市涂成红色并不能消灭黑暗，同样的是，把所有的村庄改名为“幸福”也并不能消除痛苦。
幸福仅是一种灵魂的感觉，哪儿有什么指数、指标？幸福没有数字化标准，幸福的感觉因人而异。同样的感受对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觉。面对一块糖果，贫困山区的孩子会欢呼雀跃，而“带糖生存者”会避之若灾。即便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每个人的感受也会千差万别：有的人感谢恩赐，有的人认为正是平均分配才扭曲了公平；相同条件下的个人幸福与否，也完全因人而异，因人的多种因素不同而感受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面对同一种感受对象，时间、环境不同，感受也会大相迥异：冬天晒太阳有一种无言的幸福，夏天则是一种酷刑；幸福又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飘忽不定，若即若离，它不能走进什么规划性标准：幸福犹如灵感，执意追求时可能使之逃之夭夭、平添烦恼；幸福还是模糊的，它根本无法用尺子去度量。GDP仅是一种经济指标，用数字进行表达是一种科学。而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幸福是一种抽象，幸福的经验并不能全部上升为普遍原则，幸福的想象也不能全部落地生根。目前，在幸福政绩工程的激励下，各地又都在把幸福指数具体化，甚至提出年度增长目标。如果这样的规划者不是神，便是典型的数字编造大师。这会让我们想到当年的“大跃进”，同样的是，今天他们说让幸福增长成什么样就可以在几个月内得以实现。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大跃进”不仅仅是神话，更是人间灾难。只是今天的幸福描绘又是多么熟悉，难道昨天的神仙尚未走远？可以说，幸福只是一种理想，是人类永久的向往，人的生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痛苦，痛苦是生命的真实。幸福不是常态，他可能转瞬即逝。人世间没有普遍、完全、恒久的幸福，因为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某种程度上物质的增长也并不是构成幸福的充分条件，甚至与物质没有必然关联。因此，今天的人们并不一定比宋朝的人幸福。林语堂发现，威风凛凛的帝王，他的幸福不一定超过一个成功的铁匠。
如果说幸福只藏在个人的心中，那么政府的幸福工程将是一种新的危险。今天的幸福指数，听起来是一个新的说法，其实，其内容我们还记忆犹新。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理想的现代翻版、新瓶装旧酒而已。当年所有疯狂的运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人间革命、阶级斗争、洪水滔天莫不是为了那个虚幻的理想和幸福？因此，救世主在带领人们奔向那个想象中幸福的目标时，过程中的任何手段（包括践踏人们的幸福、尊严与生命）都会具有了道德合法性。现代政治文明才让我们知道，政府虽然可以剥夺幸福，但它的手里并不握有幸福。这种拥幸福权自居显然来自一种理性主义的膨胀，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政治中理性主义的倒错。如果说，他们当年设计一种天国中的社会是一种荒唐，那么，今天为人们设计一种幸福模式同样是一种权力的自负。
也许，我们并不能完全排斥提出幸福指数的美好愿望，不愿认为完全是权力集团的一种政治表演。但是，检验一种制度是否真正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并不是多么需要你的良好动机。作为一个短暂的生命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来等待明天，或反复为你试错，当下的幸福才具有幸福的实际意义。如果任何幸福的承诺要求人们牺牲当下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承诺就值得警惕。人们已经不愿配合激进主义为了政治表达而被幸福，每个人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我们还发现，幸福是专制社会的孪生子，朝鲜的宣传画中，朝鲜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被幸福的红光，他们生活在金正日的阳光照耀下。
饶有意味的是，公民享有幸福较多的社会从不讲什么幸福工程，只讲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幸福来自上帝的恩赐，并非来自人间的救星。然而，他们的自由都来自人间的政府，如果政府不予他们天赋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散步的自由，幸福也就无处可寻；相反的是，在威权国家，往往只讲天堂般的幸福，而不讲权利和自由，还会让自由成为一个被到处审查、删除的敏感词。人们的被幸福必须让渡天赋的自由，从而让幸福与自由水火不容。如果有人拒绝这种被幸福，不仅是一种不识抬举，还会冒犯了幸福的金光路线。然后会让你知道，拒绝被幸福之后，你的权利和自由会一无所有。因此，自由社会的幸福根源在广阔的社会沃土；威权国家的幸福掌握在国王手中。自由社会的政府从不敢承认自己有赏给人们幸福的能力；而威权国家的国王常常赐给人们以幸福的甘霖。由此可见，自由社会的人们也从不相信政府握有什么幸福，所以他们只要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威权体制中的人们还常常相信政府的手中攥着大量纸币一样待分配的幸福，感恩戴德的人往往已经忘却了构成幸福的权利和自由早已经被剥夺。
从性质上来说，幸福与否属于公民的私人领域，政府的权界只在公域。私域里的事情只需公民自己做主，如果政治权力伸进来要为你谋求你幸福的感觉就是一种强制。这种强制不仅会扭曲真正的幸福感，还是对个人自由正当性的否定。因此，公民的幸福感不是被造的，它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有着必要的关联。如果在公民的私域，动不动就有公权力伸进来要替公民实现一种抽象的感觉，不是彻底的逻辑疯狂，就是潜藏了一种更加危险的阴谋。
对于生命来讲，幸福并不是必需品，如同珍珠，没有它也能活着。但自由对生命来讲就如同空气一样重要，因此，还是多予些空气，少来些不实用的花狸狐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