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聪明，15岁时就作为“神童”上大学，25岁获得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之后白手起家创立了软件企业；他又很傻很天真，为逃税80多万元，花了600多万元向国税局官员行贿“铲事”——他的名字叫姚增起，是一家国内知名的正版家用软件发行公司的法人代表。
    以上信息来自26日的北京晚报，同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也有报道。北青的信息就丰富多了：一、此案是黄光裕案的副产品；二、栽进去的不仅有姚增起，还有他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妻子，可谓“赔了夫人折大钱”，这“成本”够大了；三、这600多万送得心不甘情不愿，摆明了是被勒索。
    说来话长。姚增起的公司逃税，负责调查的是北京市国税局稽查局的梁丛林和凌伟。这时，传言案子捅到了公安部和国税总局，姚就坐不住了，找到在海淀区国税局工作的老乡梁敏进当中间人。一见面，梁丛林就开门见山：“你这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大不仅要罚款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判刑，说小补交点税款就没事。”书生不经吓，姚某一听自然更害怕。
    这时的姚，还真是一个耍小聪明的大糊涂蛋。钻空子逃税60万，但自己都不知数额是多少，慌忙补交了120万，打算拿100万答谢三税官。可人家不满意了，说“怎么也得四五百万吧！”他就乖乖奉上600万现金。
    姚增起被起诉，要说冤，一点不冤。要说不冤，又有点冤。但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书读得好、生意做得成功的聪明人，为何犯糊涂？
    首先是利令智昏，以侥幸心理偷税逃税；其次，目无法纪，在出事后不愿坦然接受法规处罚，自断后路。除了这两点，再就是他太相信权力构建的人脉关系，而偏偏，现行的机制又证实了人脉关系的含金量，证实了权力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空间。
    这一幕，与此前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收取煤老板300余万赞助费何其相似。当初该事件被媒体曝光时，舆论解读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在众多的评论中，不是“集体寻租”、“资本赞助”，就是“公安沦为金钱的保安”、“公权蜕变为资本奴仆”，甚至连香港媒体的评论也是“自动卖身当打手”。
    这种判断与当下矿难频发的语境有关，煤老板几乎成了“黑心矿主”的代名词。可煤老板为何赞助呢？还是好好品品大柳塔分局魏局长所讲的“花钱买平安”吧，人家魏局长说了，“倡导花钱买平安，平安促发展。”潜台词就是，你花钱了，我保你平安；你要是不出钱，我不仅不保你平安，还可能让你不平安。
    这分明是公开勒索。与姚案中北京国税相关人等不同的是，一个以单位名义（也不排除顺带私利），一个以私人名义，而本质上都是匪寇习气。想到这一层，忽然又觉得姚增起做赔本买卖也不是完全没有考量，他这是和神木县的煤老板一样，在为未来“买平安”啊。假设没有黄光裕案，这就是“风险投资”。只不过，如今东窗事发，先期投入打了水漂，变成了沉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