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重弹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老调， 后现代思想也曾在国内流行一阵，但那时的中国大陆还在工业化初期，社会土壤不成熟，一阵流行后，不切实际，就过去了。但今天从富士康十三跳到内迁成都、郑州，以及东部延海一再民工荒，我们看到东部沿海己面对了后现代的转型，德鲁克的洞见成为新时代管理者必要的宝鉴。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误解了现代管理。企业家们常将现代企业、现代管理、现代产权等挂在嘴边，但他们讲的“现代”是被误解的现代，几乎主流言论都围绕着法律、制度、规章，津津乐道于加强监管、控制。一出问题就是监管不足、法制不够。仔细观察大多数的组织，尤其是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不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加强控制、加强监管、加强法治等等就能完全解决的。现在，政府与企业出了问题，其实多是因为行为不确定性很高，全部可以造假，拿到的统计数据也可能全部是伪造的。现代管理在中国已经走火入魔，我们的经济转型又需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管理对象将越来越多的变成知识工作者，德鲁克的思想在今天需要被重视。
德鲁克1969年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知识工人”一词。他发现了知识工人与一般蓝领工人的不同，他此后的绝大部分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即在于此。之前，泰罗和韦伯所讨论的管理基于对蓝领工人的行为观察，对于蓝领工人，只要监督其行为就可以了。在生产线上的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监控的，而知识工人的行为则不易被监控。比如，服务业职员的行为的总后果是不可测的，或者说是不易测的，这个行为后果又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专业知识不够或者态度不佳引起顾客不满，引发严重后果，往往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而且承后后果的可能是整个公司，而不是具体个人。知识工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很高。
在此之前，美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就谈到组织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看到了交易成本现象，，詹姆士马奇提出模糊性问题，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既承继了他们，谈行为的不确定性。这个在创新型产业、知识产业中十分典型，因其主要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他可能会做自己的事，而在领导面前装傻，就算被开除，他已经利用公司的设备做了很多实验，可以拿着成果出去创业了。如果他心情愉快，觉得公司是可以终身投靠的地方，他才会好好地为公司服务，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挖出来。很多人更难想象像台积电这样的知识型企业，正在构建知识型社区，鼓励大家主动分享。我凭什么跟你分享，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分享了，你升迁了怎么办？所以管理这样的企业，不能指望控制员工的行为。西蒙说要作前提控制，不是控制行为的后果，而是控制行为的前提。企业如果能对忠诚、奉献和分享精神进行控制，才会有之后的成功。
后现代的特质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工业化、城市化、标准化、规模化，因工业组织的庞大规模而形成了大型层级化，然后产生了泰罗加韦伯式的管理——科学管理加层级管理，紧接着便是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然后产生大社会。西方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在四百年中从乡土社会走入了大社会，又从大社会走入全球化社会。伴随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城市化，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进入城市之后，以齐一化的方式生活，你怎么消费我也怎么消费，这样大量消费之后，我们就形成了广大的市场、流行的文化。但德鲁克已经看到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他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或丹尼尔称之为后现代社会。
所谓的现代社会是以工厂为核心的工业经济社会，是城市化、齐一化、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到了后现代阶段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首先，非大规模生产会越来越多，阿尔文·托夫勒在研究1980年代美国经济时就指出，美国存在着相当可观的非大规模生产，即小批量的生产或者个性化生产，而且比例不断上升。在1980年代，贵宾理财并不常见，而现在贵宾理财已经很发达了，贵宾理财就是从大众理财变成了“一对一”理财，从低阶服务转向高阶服务。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餐厅开张来应对消费者越来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旅行社也推出体验游、深度游、休闲游，以一对一个性化旅游精品取代“七夜八天欧洲九国游”这样的观光游。另外，城市化在继续加速，但城市化走向了城市带化。城市人群不会过分集中在大都市。虽然现今国内地方政府还习惯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获得土地，在都市中摊大饼式地扩张，但中央政府已主张“串葡萄”了，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产业，产业不要集中在一个都市中，而是丢向卫星城、卫星镇。其实卫星城、卫星镇是最宜居的地方。社会结构变了，消费行为就变了，消费行为变了，生产就变了，生产变了，工人就变了，变成以知识工人为主。企业需要创新、研发、服务，需要大量的以处理信息能力为主的工人，不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也在变。这个概念很重要。
美国在1850年时，最大的工厂也不过就七八百人，韦伯的“层级制”加上泰罗的“科学管理”产生之后，企业的规模变大了，效率提高了，二战后，几十万人的大企业比比皆是。这便是管理革命，即知识用在了管理技术上，它带来了不起的成就，而之前的工业革命是知识用在了生产技术上。德鲁克说，在工业革命、管理革命之后是知识革命。知识革命的特征是知识用在知识上，像是美国太空总署这样的知识组织体，几千人、上万人在其中一起创造知识。最初生产力来自于工具，之后生产力来自于管理，最后生产力来自于创新。很多中国企业只知道去做大规模，降低成本，压榨劳力，这已经是过时的管理方法。后工业化、后现代时代的一个新发展，就是企业要为消费者的特殊需求量身制造。作为一个工人能非常敏锐地感受消费者的不同，生产随时在变，不再拼成本。比如四川的农家乐打一夜麻将，价格80元，但在台湾住民宿听农民讲故事则需要支付500元。都市人为了体验农村，愿意出6、7倍的价钱。清费者变了，生产方式就变了，德鲁克就看到了美国从1969到1992年间（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书之日）的这种变化。
中国因为太大，当一些内陆乡村还在前现代时，多数二、三线城市正张开双臂欢迎那些劳力密集型工厂，但东海沿海先进地方却面对着后现代转型，这会是一个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一起升级的时代。政府与企业管理也必须升级，简单的说就是要学会从教育与管理奴才，转型成教育与管理人才。
十分可惜的，我们今天大多数的管理者还是喜欢拿着人才当奴才用。德鲁克的思想此时尤其重要。